从大同往朔州走。

高速公路上一块牌子说，欢迎您进入尉迟恭的故居。童时的乡镇生活只有连环画，我们那里叫图书。《说唐》里，那个黝黑如炭、眼瞪似铃、高举一根钢鞭随时可以开战的尉迟恭竟然是朔州人，他是李世民麾下第一悍将，在玄武门设伏袭杀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其中，尉迟恭亲手杀死元吉，并提着他们的人头跑进皇宫找李渊，差点把老家伙吓哭了，成功帮助主人当上皇帝，成就了一番霸业。小说里，大老黑运气很不错，娶了一对姐妹花，但很怕老婆。但他在玄门门之变后得到了齐王府内所有金银器皿倒是真的，后来痴迷方术，然后16年不出家门，在家烧炉子炼丹研究化工了。

创建一个新王朝后，能够享有巨大声名却能颐养天年的名将不是很多，但跟随李世民的天策府系的将领基本上都还不错，少有弓藏犬烹的凄惨。

尉迟恭和秦琼还被后世奉为门神，一身披挂威风凛凛帮无数汉人护院。

当年连环画上的杨家将也在这里找到了记忆——杨业带着天波府系兵出雁门关，和辽军大战。小说说杨老和几个儿子最后死于潘仁美的奸计，战死山阴县的金沙滩。事实上，潘也是当朝一员名将，但民间很同情杨家一门忠烈，口口相传新生了很多故事，诸如五郎上了五台山做和尚，六郎回了开封找了八贤王抱着“打君金瓜”去告御状，成功扳到潘仁美。

在大同的小地摊上，真还有这样的金锤兵器和古代制钱香炉等一干假文物摆在一起，做工貌似不错，60多厘米，还是铜手柄，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小说里的杨家似乎是中国最完美的一个家庭，连烧饭的小姑娘都是超一流的高手，老太太带着一群丧偶妇女再次出征雁门关，且连绵不绝，我还记得1980年代在我老家小镇的新华书店里看到杨宗保的儿子都很牛，真是龙凤各自生龙凤，耗子的儿子会打洞。

有意思的是，我贫瘠的童年在连环画上结识的另外一个牛人——薛仁贵也在朔州有很多故事。这个名将是绛县人，该地产澄泥砚。薛一开始曾经是火头军，负责后勤的。他第一次进入李世民的视野是在打高丽的时候，他穿着一袭白袍，手里拿着一杆方天画戢，在敌阵里左冲右突如同狮子冲进了羊群，其势之强和造型之酷，形同三国吕奉先二世，令人惊为天神，一战成名。

回到长安，李世民命令薛守卫玄武门。天策府系的将领大多老去，薛成了皇帝最可倚靠的人。

为皇帝看门13年后，薛仁贵终于可以领兵，从此有了东征和西征的辉煌战史。和杨家将一样，薛家也有很多滋养了无数中国乡村孩子的故事——民间虚构了比如和穆桂英杨宗保一样神仙伴侣对称的樊梨花薛丁山，还有薛刚反唐，兄弟分而拥戴各自的主人争夺皇帝等故事，一样连绵不绝。

史书上称，薛仁贵在对外族的战争期间，纵容自己的部队烧杀掳掠，扰民甚，还一次性坑杀13万人，被朝廷处罚，留了一个毁誉交织。

七十岁的薛最后病死在雁门关。

朔州城区还有一个很牛逼的人，那就是曹操麾下顶级悍将——张辽，该人早年跟随吕布，因为死也不降引起了曹操的兴趣，转投曹操。该人最牛逼的一战是驻守合肥，孙权领十万兵将来袭，张带了八百步兵趁其立足未稳，先发制人，杀得孙权掉头就跑，这兄弟差点还捉了孙权。逍遥津一战，张杀得吴人闻风丧胆，以至他们在吓唬不肯收声的小屁孩就说，咄，你还哭还哭，张辽来了捉你去。

我在年幼的时候是刘备蜀系的忠实支持者，张给我的记忆是每次遭遇蜀将都很狼狈。《三国演义》表明：张辽敌不过张飞大约50个回合，还有一次和赵云殴斗，大约打了二三十回合就跑了。

山西自古以来，名将如云。

雁门关外的朔州似乎盛装了我童年所有的梦想——领一伙精兵，攻城杀贼，最后也能当上国家的一把手。比起红彤彤的60年代，我们70年代的有了更多的书可读，露天电影里也不再全部是苦大仇恨正义凛然视死如归最后大获全胜的男女红军。后来《乌龙山剿匪记》播出后，我们一些孩子转而又想去湘西当土匪占山为王是一件多么快活的事情。就像长我几岁的邻居大兄弟看了李连杰的处女作后，竟然伙同一同学逃出学校，骑着一辆自行车试图去找少林寺学武术一样。当然，此人后来被他爹捉了回来，如何收拾的？不知道，因为关上了门我实在不能目击，但里面传出来的哭号把我吓得抱头鼠窜。他爹姓涂，镇上人唤他“屠户”，光头、牛高马大的，喜欢光着膀子穿条老汉短裤在镇上横着走路，他的工作是叼着烟，眼神残酷蹲在地上烧猪脚，卖卤肉。

我想，如果回到冷兵器时代，涂家父子可能也是两名将，千军万马取上将首级，如囊中探物耳。

很多年后一个冬天，我在湘江边上的家里几天读完黄易的《大唐双龙传》，手不释卷，一个大男人了还饶有兴趣研究里面的战略战术。黄着实是中国写古式战争大场面最棒的作家了。我还想是不是每一个70年后男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侠客梦或者是古典的将军梦，上华山去研究剑术或者就去西湖洗马。“日握杀人柄，夜卧美人膝”，好像很爽。

应县有一个佛宫寺，寺里有一座国宝级木塔，据称供奉着释迦牟尼佛的两颗佛牙舍利、头顶骨舍利和肉身舍利。木塔修于辽代，宋人的最大敌人——萧太后花了很多银子。朱元璋曾在这个寺庙里做过和尚，他的领导是独峰和尚。朱拿了天下后，就让独峰和尚再建了一座寺庙。

又过雁门关。

夕阳西下，一段汉长城在大山上披着霞光若隐若现，苍凉肃杀，古意残留。

中午，好友文焕带我去吃了太原著名的郝刚刚羊杂割，晚上又被另外的朋友带去吃另外一个著名的羊杂割。

担心上火，一连吃了三个从北京带来的青苹果，小而脆，据说维C巨多。安检很狐疑我为啥要带一包通县产苹果出差，几个人研究了半天，还有一个面色严峻的小伙站到一边不动声色观察我的表情，有点意思。我记得南方周末这一期的一个细节，北京小伙杨佳在袭杀上海警察的前夜，给自己买了驱蚊水牛奶薯片，记者表达了对他的委婉好感——一个赴死之人还能很从容保持自己的生活质量，嗯~~生活质量。

凌晨被蚊子咬得爬了起来，看见自己一背的红肿，打电话吼总台。穿套裙的领班跑进去弯着腰不停说抱歉，说忘给我芬香驱蚊器了。一个捂着嘴巴打哈欠的小服务员套着大拖鞋噼里啪啦冲进来，把驱蚊器的线插上就跑了，看都不看我一眼，不帮关灯，还把房门关得轰天响。

我也不鸟她，太困了。

一个小时后，我又被咬醒来了，无意中发现驱蚊器竟然没有接上电源，咬牙切齿给总台打电话，套裙领班又进来抱歉，那个小服务员又噼里啪啦冲进来，捣鼓了半天，接上了电源又飞快跑了。

我气急败坏，说要投诉她。

大约半小时，感觉蚊子是没了，但我开始呼吸困难了，那股味着实是太重，我抬起沉重的身体又准备吼总台，发现驱蚊器上竟然放了两片药——那个小女生可能感觉内疚或者要预防我再次扰她清梦，给蚊子和我加了药。

有点意思。

第二天，过了雁门关，出来是朔州，也就是古时候的塞外。

中午寻了一个馆子，朔州人用蒜苗、豆芽和肉炒在一起，还放大蒜和辣椒。另一道金牌黄鳝竟然是十几片干卤鳝片。毛氏红烧肉放了很多糖，搅在一起，活像一碗咖喱猪肉，我想老毛看见了会爬起来打人，着实有点意思。山西人的菜肴没甚特色，塞外的山东的河南河北的，杂在一起，形成了没有特色的特色。

远山如黛，平地上种的是麦子和树木。历史上，这里多为古战场，杀人无数，所以这里的人据说不是很密，然后尚武剽悍。一次，两个小伙在街上打了起来，目击者后来描述说，是一个小伙多看了另一小伙一眼，被看的小伙说，咄，你看俺做什么，看的小伙梗着脖子说，俺就是看你，你又怎样。然后就干了起来，被看的小伙打死了看他的小伙，被警察捉走的时候，该小伙还跺着脚大骂，一个不解恨的样子。

我蹲在地上对着电厂拍照片，文焕下得车来，两腿打开，双手叉着腰部打哈欠，只见他小银丝眼镜、白色上衣安安稳稳扎在深蓝色料子西裤里、一根上好的牛皮皮带、小肚子圆滚滚的，一双黑色皮鞋油光闪闪。

哈哈，我走上去呸了一口。我们这些市场化媒体的，一个个衣着休闲时尚，防水背包登山鞋，活脱像个搞户外的，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杨佳手持一把厨刀袭杀上海警局6警察后，各地警察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加强了对各自的安全保卫。

龙泉公安局的警察们似乎装备了一种新式装备——短小、装无色液体，能够在在3米内瞬间制服违法犯罪嫌疑人，使对方暂时性失去攻击能力，但是对违法犯罪嫌疑人不会造成任何身体伤害。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秘密武器，警察是否可以拥有这种武器。

但拿到这个武器的警察令人惊讶。当地报纸如此描述：　　金报讯 （通讯员 古木 记者 李骎）因对警方的处罚耿耿于怀，7月10日下午，一男子冲进龙泉公安局办公室，欲暴力袭警。民警拿出防暴自卫喷射器警告无效后，果断实施喷射，将其制服。
 　据龙泉警方介绍，现年55岁的龙泉籍男子钱某自2003年以来，曾因赌博、提供虚假证言等违法行为先后被警方处罚过5次。因此他对警方耿耿于怀，怀恨在心，多次骚扰办案民警并扬言报复。7月10日下午，钱某只身来到龙泉市公安局二楼办公室，找到当年审核案件的民警刘某，在办公室大肆辱骂。面对辱骂，民警好言相劝，钱某不但不听劝阻，还逼上前来欲暴力袭警。刘某见警告无效，便拿出随身携带的防暴自卫喷射器再次警告，但钱某仍然置若罔闻，于是刘某果断实施喷射，后与闻讯赶来的民警将其制服。目前，钱某因扰乱单位秩序行为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有网友留言说，以后只要在警局和警察发生了争吵，警察就可以判断是袭警，然后掏出这根喷水的小棍子进攻，然后把人捉了，送看守所。

中国警察和民众~~~，一声叹息。

少女李树芬的停尸现场。

瓮安。
大街小巷，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可以听见喇叭里，督促参与打砸烧的犯罪分子务必在近日投案自首，如不从，后果将更加严重。
墙壁和电线杆是武警展现力量的第二阵地，他们的标语大多是呈45度倾斜张贴，上写“人民武警为人民，人民武警人民爱”等。他们在县医院进口处贴“同呼吸、共命运、党政警民心连心”。
城关镇的标语是“发展需要稳定，稳定压倒一切”。
交通部门的标语乏善可陈，“不听谣、不信谣、不传谣、更不造谣”。中国几乎所有地方在出了大事后，对各自的公务员都是这个调调。
7月2日和3日，我在瓮安的时候，瓮安县电视台总是四、五个节目在翻来覆去：公开信、督促自首的通知。纪委监察局的通知、省委书记来瓮安视察，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参观乌漆抹黑的政府大楼，怒骂犯罪分子。
一个叫刘志敏的中年妇女是人大代表，已经发表了一通议论。但在后来的一条新闻里，她的头发放了下来，盖住了额头，这样她就变成了“瓮安市民”，又上了一次镜头——她带着一支腰鼓队，扯着一条红色横幅，上写“人民警察，你们辛苦了”，她们拖着三台板车去慰问警察，装着有三头白胖的大猪，各自头上还戴着红绸制的花朵。
一个约莫70岁的老奶奶看上去很痛苦，她说，瓮安的建设和劳苦大众的心血被“那些人”糟蹋得一塌糊涂。
“那些人为什么就那么狠心，为什么就那么歹毒呢？”老人哽咽，好像要流下伤心的眼泪，把头扭过去数秒。
瓮安发现了《亚洲周刊》，他们说，现在局势混乱，打砸烧的犯罪分子还很猖狂，你们住我们的宾馆吧，政府应该保护香港来的客人。
《亚洲周刊》说，谢谢你们政府的好意，现在你们还没地方办公，需要钱，就不必破费了。
电视里，每半小时，一个女声总是要念诵那个致全县市民的公开信，然后那一组节目鱼贯而出，像个活塞周而复始。
“简直抓狂，想死的心儿都有了”一个男记者很痛苦，信息如下，“你要奸我，我没法，但是你换个体位，好吗？”

一早看了一条袭警的新闻，奇特的是警察强壮、高大且又是中国特种部队出身的散打高手，竟然被一矮半个头的男子殴打18分钟，还被打晕。

被打晕的警察在病床上做了一番为啥不还手的解释——比如，他是武术高手，无法预料自己出手的轻重，他的意思貌似说他不肯出手是因为他一旦出手，风云就会变色，该袭警者就会必死无疑，就好像某小说里面的某宝剑一出鞘，就得杀人饮血一般。

该警察还说他的被打晕事件算是“以血的代价践行一名人民警察的职责”，他不后悔。我来不及百度一个人民警察的职责具体是啥，但朴素理解人民警察天然肩负着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维持社会良好秩序和保护民众合法利益，对警察大打出手显然是一种需要制止的行为，事实上，即便是普通公民，也有正当防卫免遭被伤害的权利，如果一个警察不能制止显而易见的违法暴力行为，连自己都被打晕，那和一只菜鸟没啥区别——打人者现场展示殴警18分钟，因运动量过大，声称要歇一下再打，令围观群众百感交集。

这个警察为啥变成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最后被打晕的菜鸟？

有趣的是，该男子一边殴打警察，一边自称是“新加坡投资商”。外商的身份是不是影响了警察对该事件的应对策略或者方式，着实令人生疑——据我所知，中国的其他警察决计不会这么窝囊，比如南昌一个特警因为要护送女性朋友进入女厕而殴打保安，被保安用剪刀刺伤，南昌警方却认定是执行公务遭袭，该警还成为当地政法系统的学习榜样。

因为没有掌握这个被打晕警察的更多信息，我无法做出判断。他可能就是一个生性良善且任劳任怨宽容仁厚的好人，能够忍受人家在他身上大打出手。但从他被打晕也未能制止对方暴行来看，他显然没有履行一个警察正常的职责，不管他是出于一种怎样的心思。

奇妙的是，打人者最后被发现根本不是“新加坡投资商”，只是一个普通百姓。这个被打的警察如果知道了，他会不会后悔，似乎就很难说清了。

附文

扬子晚报6月22日报道 18日凌晨，扬州一男子将私家车堵在小区门口，严重影响居民出行。派出所值班民警詹朝龙接警后前去劝止，不料这位自称“新加坡投资商”的男子却大施拳脚!因为只是一般的矛盾纠纷，为防止事态扩大，“特种兵”出身、曾两获全国散打大赛亚军的詹警官保持高度克制，在比自己矮半个头的凶恶男子面前始终未还手，直至被打得昏倒在地。直到21日，身受重伤的詹警官经抢救治疗才被转入普通病房。目前，打人恶男郭某已被检察院批捕。经查，郭某并不是什么“新加坡投资商”。

猝不及防连中两拳

18日凌晨4时许，扬州市邗上派出所接到辖区万鸿城市花园物管处报警，称该小区居民郭某酒后将轿车“堵”在小区门口，严重影响了居民出行。

接警后，值班民警詹朝龙和协警小柏赶到了现场。看到现场已有3位开车居民被迫在门口等待“放行”，詹警官随即和协警、物业保安一行4人根据车辆登记信息来到郭某家门口，劝说其将车开到停车场。谁知郭某一看物管竟然把警察叫来了，当场恼羞成怒，连称自己是“新加坡投资商”，死活不下楼开车，并满嘴脏话，辱骂詹警官一行人。老詹再次善意劝说，不料对方上来就是两拳，一拳打在詹朝龙头上，警帽被打掉，另一拳打在他的胸膛上，这两拳都打在詹警官的要害部位。

野蛮暴行持续18分钟

目击群众介绍，当时郭某揪住詹警官的头发，“发了疯似地”用拳头猛打他的头部，詹警官倒下了，警服也被撕碎了，但他始终没有还手，只是不停地劝他“袭警是违法的，你不要这么做”。但对方更加变本加厉，嘴里说着“我是新加坡的，我不怕警察”，一直没有停手。“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准备上前制止，但詹警官坚持不让我们动手。”当时在现场的小区保安小龚说。

目击者告诉记者，郭某殴打民警长达18分钟之久，打累了竟然还说“我歇会儿再打”，用穿着皮鞋的脚踹詹警官，并用膝盖猛顶其头部，詹警官浑身是血，当场昏厥。随后，郭某被前来增援的民警制服。

救治詹警官的扬州东方医院李言顺医师告诉记者，经诊断，詹警官的鼻腔、口腔出血超过100毫升，左侧中切牙、侧切牙连根脱落，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左眼受伤后视力明显下降，并出现了脑震荡。经过两天多的救治，目前病情相对稳定，但仍需继续住院观察。

行凶者已经被批捕

事情发生后，邗江区警方肯定了詹朝龙的做法，让他安心养病，早日康复。从18日早晨开始，知道事情真相的扬州市民就开始自发去东方医院看望慰问老詹。大家由衷地敬重这位“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好民警。“每天来看望詹警官的市民有几十人哩，光送来的鲜花就可以放满一间屋子了，詹警官让我们送给我们病区的其他病人，整个病区都有。”护士小刘告诉记者。

但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也有市民认为，民警在遭到袭击的情况下，正当防卫是必要的，对这类行凶者也完全可以用功夫把他制服。若警察太软弱反而会助长恶人的嚣张气焰。

据办案民警介绍，郭某系扬州本地人，并非新加坡投资商，其姐姐已经加入新加坡国籍。郭某的姐姐得知此事后，多次来医院看望詹警官，认为弟弟的所作所为“简直禽兽不如”，并向警方建议对郭某严惩。目前，郭某已被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批捕。

法律界人士介绍，随意停车原本不是什么“大事”，但由于郭某的暴力阻碍执行公务的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打不还手不后悔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詹朝龙是“特种兵”出身，曾在南京某部队警卫队服役，身高175厘米，体格健壮。老詹曾经两次获得全国散打比赛65公斤级亚军，而郭某身高只有167厘米。

昨天在医院病床前，说起自己“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身受重伤的詹朝龙仍然表示“不后悔”：“当时事情只是矛盾纠纷，而不是治安案件，更不是刑事案件，我们出警后主要是协调劝止和批评教育。当时身上配戴警用器具，自己平时又喜欢锻炼，真正还手了，轻重很难掌握，所以理智上还是不允许自己动手。而且，当时嫌疑人可能误解我们偏袒物业方面，再动起手来，肯定会加深误解，造成矛盾升级。我是工作了20年的老警察了，这次事件算是以血的代价践行一名人民警察的职责吧，虽然自己受了伤，流了血，但事后想起来，一点儿也不后悔!” (本文来源：扬子晚报 作者：葛学涛 陈咏)

“普九”期间，国家对乡村教育的投入不足和地方建筑业的习惯性腐败制造了一大批劣质的“三无”校舍，在地震中令25000多名学生死伤，酿就一场国家悲剧。

                   狗日的“普九造”

邓飞 发自四川

1980年代以来，中国发誓要在乡村建立数以万计的中小学校，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消除农村文盲。在国家财力不济的情况下，这场宏大的“普九”运动交由最低层的乡镇政府筹募资金，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验收校舍。

这批“普九造”导致乡镇欠债500亿元，一些学校被建筑商堵门催款。直到去年12月，中央政府帮承诺助乡镇偿还“普九巨债”，学校才松了一口气。

     2008年5月12日，四川遭遇大地震，令至少7000多间校舍坍塌，学生死亡4737人，伤16000多人——这些“普九造”另外一个秘密也被人窥见——它们除了欠债，还可能是令人心惊肉跳的“杀人建筑”。

     丧子的父母在四川各地频繁聚集抗议，要求彻查夺命的校舍，形成一股激荡灾区的愤怒力量，令各方侧目。

５月底，中国分管教育的最高行政官员刘延东来到四川，要求四川重建规划优先安排学校重建，把学校建成中国最牢固、最安全的地方。之前，国家总理温家宝抚慰哭泣的学生时，承诺要建更好的学校。

一个共识已经形成：国家必须汲取四川血的教训，给中国的孩子最牢固的校舍，让他们避免死伤。但绕不开的是，这个国家如何检视数量众多的无规范设计、无规范施工监理、无规范竣工验的“普九造”，并重新审定国家教育政策。

                                                             陈玉丧子

三轮车上，男人埋着头蹬踩，陈玉和她的婆婆扶着车，深一脚浅一脚。车子很缓慢，陈可以边走，边看着她的儿子——13岁的黄晴峰就躺在车上的一块木板上，被白色布包裹，外面盖着一块红布。

孩子比木板要长，两只脚伸了出来，左脚断了，不时敲打着车厢。陈停了下来，找了一根绳子把两条腿绑着，再包好。

儿子是绵竹市富新镇富新二小六年纪学生，死于5月12日倒塌的教学楼里。

太阳明晃晃挂在天上，炙烤大地，陈脑子一片空白，呆呆着走。在五福到什地镇同一村的途中，到处都摆着尸体，到处都有人在抚尸痛哭，令陈恍惚。

他们本来是同一村的村民，有瓦房，还有几亩地。多年前，陈的父亲在镇上承包了一间农药化肥店铺，但后来中风半瘫。陈玉和丈夫、儿子来到镇上，帮助父亲。

儿子的学校距离小店约两百米，丈夫黄厚金买了一辆三轮车，给人送农资货品，不忙的时候还可以接接小工贴补家用。

儿子酷爱读书，三年级因为用眼过度戴上了眼镜，可以对父母讲古说今。去年以来，他仿佛是地里的一棵玉米，“见风就长”。

陈翻出孩子的照片，说一个家庭如果有希望，日子就会一天天要好。

 生活在地震那个中午支离破碎。丈夫跑在街上，光着脚，像个疯子一样尖声哭喊“快来人啦，我的伢儿出事了”。

瘫软的陈几乎是被丈夫拖着，跑向学校。

三层楼的教学楼散落、堆着，像一个硕大的坟墓。大群家长在飞扬粉尘里哭天抢地，嘶声喊叫自己孩子的名字。

陈疯了一样去翻扒废墟，看见了儿子，他的头和左脚被预制板压着，只露出了熟悉的衣裳。他的教室在二楼，当时需要在三楼上科技课。

钢钎撬不动预制板，最后大家找来大锤敲碎部分板材，取出孩子，却已死了。

凌乱的镇卫生院里，医生一次次告诉这对不死心的夫妻：娃死了，没啥子办法。

孩子摆在外公的店铺门口，外婆给他擦去血污，换了一身干净衣服。

5月13日下午，奶奶从乡村接他回家。在房子东边、约十多米的一块自留地上，孩子的爷爷和伯伯挖掘了一个墓穴，约160CM长。买不到棺材，老人找来一些砖块，在墓穴里砌了一圈。

三个人，一台三轮车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到了家。

爷爷在墓穴里铺下一块木板，抱着孩子放下，再在砖圈上铺下另一块木板，盖上红布，堆上黄土。

     陈不忍看到孩子落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痛哭。她的心其实是清楚的——外面，婆婆爆发了哭声，那就是要填土了。她在床上打滚嘶喊，抓着自己的头发撕扯，逼着自己不去看孩子最后一面。      

                                                    螺蛳壳里做道场                

   当天，陈和丈夫回到镇上。

一共有129名孩子像黄晴峰一样死在倒塌的教学楼里。聚集在学校门口的家长们越来越多，但掏出来的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孩子。

距离五福约二十公里的绵竹也遭遇地震，如同空城。家长们去了受灾较轻的德阳市，买了白布、花圈。他们把孩子的照片放大，然后放到一个个镜框里。

5月19日是国家哀悼日，家长们用木材、雨布在教学楼的废墟上搭建了一个约20平方米的灵堂，把孩子们的照片整整齐齐放在椅子上。

有父母带来了火腿肠、饼干、苹果还有他们院子里的白色玉兰花。

学校里只有该栋教学楼坍塌，老师没有一人伤亡，这令一些家长不满——他们认为老师当时没有组织孩子跑出，一些家长用红色的油漆在校园几乎所有墙壁上写上对老师的咒骂，并声称看见老师就往死里打。

一个问题开始被注意——教学楼是小镇唯一倒塌的房子，而学校附近，一些建于清朝的老房子都没有坍塌。

五福曾是绵竹的一个农业乡镇，小麦、油菜和短暂的打工是农民主要的收入。

在1950年代中国第一轮教育浪潮中，村民们修盖了四间平房，取名五福小学。1988年，该乡被要求建立一所中学。

一个背景是，1986年，中国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提出要在20世纪末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并制订了从校舍到图书室在内的“普九”验收标准和计划，逐县检查验收。中国很多地方为加快“普九”进程，采取了一次建校、逐年集资的办法来解决学校的校舍问题。

陈的邻居、当年五福乡一名干部称，“普九”规定：不能有危房，条件允许的最好建楼房，但各地为争取一次达标，变成了“无楼不成校”，竞相抬升了“普九”标准。最后，“普九”在各地演变成为一个刚性的政治任务，未被验收者甚至要掉“乌纱帽”。

而在原湖北监利县周沟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回忆中，“普九”似乎是一场类似“大跃进”的鲁莽运动，上级要求在他所在乡镇建15所小学。李根据计生政策判断生源将持续减少，坚持只盖8所学校，还遭遇严厉批评。

中国的主流意见称“普九”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帮助知识的光芒照耀乡村数千万孩子，为中国乡村的振兴提供了人才储备。但因为国家财力限制，这场史上最庞大的乡村教育运动不得不交由乡镇政府募集资金——中国当时执行“农村教育农民办”的分级政策：村建小学、乡建中学。乡政府可以通过向农民征收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来募集资金。

“普九”必须要达标，中国几乎所有乡镇都刷上“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醒目标语，然后四处找钱，“政府投一点、银行贷一点、承包商垫一点、教师借一点、社会捐一点“。

1988年6月，五福乡政府获得教育局拨款5万元，自己筹集10多万元，找到绵竹东北乡的一个建筑队开工。

该乡干部称，乡政府一心琢磨着如何拿小钱办大事，“简直就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为了省去约3000元的校舍设计费用，他们干脆复印自邻近的什地乡什地中学设计图。

建筑队已经盖好了两层，并且开始封顶。但乡政府负责人决定再加盖一层，免得以后还要盖。此外，屋顶由瓦顶修改为空心顶平板屋面，“不定学生多了，还可以再加一层”。

陈玉回忆说，1989年5月，三层12间教室的教学楼竣工，她和其他同学马上就搬了进去。

有绵竹市建筑设计规划所在内的相关部门迅速完成了验收。一份竣工报告还不无欣喜地说，“在资金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圆满地按三层建筑完毕”。

几年后，建筑队才催要到了该笔建筑款。1995年，绵竹市成为四川省内首批实现“普九”地区之一。

                                建筑商的秘密：蚊子也能榨出油

当年的建筑队负责人江绪银拒绝对倒塌的教学楼负责，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施工使用的材料包括钢筋、水泥，以及施工过程均是严格按照乡政府提供的图纸进行。

而事实是，整个教学楼全部散掉，外墙和基座没有任何钢筋水泥连接。在一根断裂的承重梁中，家长还发现了砖头和木头等物。

“工程款虽然少，但建筑商还是可以想方设法把蚊子榨出油的”5月29日夜，什邡市一名知情人士约见《凤凰周刊》，自爆秘密。在1990年代初，什邡市教育局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包揽了该市教育系统的所有基建工程。而什邡20个乡镇一共倒塌44所学校，损失最为惨重。

该人士在倒塌的洛城小学教学楼废墟上，对《凤凰周刊》逐一讲解建筑商是如何尽量节约成本，完成对一只细小蚊子榨油的全程。

一根裂开的柱子里袒露着一个个形同爆米花的混凝土团，三根钢筋和混凝土没有充分融合，裸露在外。

“填料的时候，没有用振动泵或者棍棒将混凝土夯实”该人士情绪激动，说建筑商显然是雇请了最廉价的民工，才犯下这些最低级的错误。

该人士拾起两块连接的砖，一拧，里面的砂浆就飞散，随后又捡起一块混凝土，一下下把它拧碎。他解释说沙多、水泥少导致砖与砖的粘合力不够和混凝土的强度不够，原因是当年的1立方沙20—30元，而一包水泥约25元。

该人士还指着混凝土里的长短不一的钢筋说，建筑商为了节省钢筋。此外，1978年唐山大地震令中国建筑人员汲取了血的教训，在后来的建筑规范中，要求弯曲钢筋以彼此形成勾结，确保墙面相互抱紧。而现在发现一些钢筋因为长度不够，未能相互勾连。

偷工减料不止出现在乡村学校，国家救援队在都江堰的聚源中学发现预制板里竟然不是钢筋，而是细小铁丝。而在新建小学废墟里的一些折断的水泥预制板，甚至没有发现一根钢筋和铁丝

《凤凰周刊》获悉，聚源中学的承建商同时也承建了几百公里之外的北川中学——该校也是死伤惨重，据称该建筑商在四川教育系统有良好的人脉。

被誉为“2007年中国首善”的陈光标赶到四川救援，先后到达都江堰聚源中学、北川中学、北川曲镇幼儿园、绵竹中学、东汽中学、什邡中学等8个学校参与现场救援，熟悉该些学校情况。

“70%的学校楼板存在质量问题，而学生正是死于这些问题建筑”陈告诉《凤凰周刊》，他们的再生物质公司在其他地方，一平方米的楼板可以打出25—30公斤的钢筋，而在这些学校，只能打出10公斤左右的钢筋，“有的是细铁丝，有的楼板里甚至什么都没有”。

陈呼吁国家一定要调查究责。

据悉，四川的中小学校舍大部是八、九十年代大搞“普九”达标而新建、改建、扩建，均是一批“三无“（无规范设计、无规范施工监理、无规范竣工验收）校舍。

四川省教育厅称，截至5月26日，四川学生死亡4737人，伤16000余人，校舍倒塌7000余间，面积约200万平方米。

                                                                    公开的危房

富新二小的教学楼是危房，曾是这个学校公开的秘密。

一个侥幸逃生的6年纪学生说，之前，老师多次警告他们说不得靠栏杆、不得在三楼蹦跳，免得楼板断裂打伤二楼的同学。一名叫张敏的母亲告诉《凤凰周刊》，一名剪短发的女老师来到坍塌现场，拍着她的肩，解释说楼房经不起那么多学生一起奔跑，“一跑就塌了”。

事实上，富新二小知晓自己的危险——1996年就被列为危房，多年来向乡镇、县教育局报告要求解决危房问题。据称，原五福乡政府诉苦说，政府为了学校而欠了一屁股的债，实在是没有钱再投入了。有乡干部还举例说，一些乡镇无法支付学校的建筑款，包工头跑到学校堵门不准上课，所以，富新二小还是幸运的。

乡镇政府显然不能维持乡村学校的运转，不得不变着花样继续在农民身上“找钱”，尖锐冲突令中央忧虑。2001年，中央调整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作出重大调整，改由县级政府来统管乡村学校，并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但中央发现县级政府也不够牢靠。1994年，中国启动分税制改革导致中央和省级财政收入上升，而县级政府财力下降，但承担的事权并没有相应减轻，公共事业特别是占县级财政支出大头的义务教育仍然由其承担。

被县级政府视为坏消息的还有，早在2000年，中国试点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切实减轻农民负担。2002年，四川全面推行税费改革，并设立禁止乱收费的“高压线”。

对大多数财源狭窄的县级政府来说，失去农村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如同噩梦——偿债资金来源的缺失导致农村“普九”债务沉淀，且连本带利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2007年，中国各地“普九巨债”高达500亿元，其中四川当年尚欠约40亿元。

中央试图帮助县级政府维持农村义务教育。2002年，中央开始对一些欠发达地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并制定《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规定给县的工资性转移支付资金，省、地市不得留用，全部补助到县。但在现行的政治架构中，不留不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当年中央安排的工资性转移支付共892亿元，县级政府实际使用不到60%。 

事实上，中国教育政策长期被诟病的是：早在1993年，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末占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但至今未能实现。中国的教育经费支出比例低于世界各国5。1%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4。1%的平均水平。

此外，中国大部分教育投资放到了高等教育，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甚少。在基础教育投入中，城镇教育投入又占大头，农村教育只能分到极小部分。

有基层官员称，一个县要对如此该地区的教师足额、及时发放工资已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2000年，绵竹市有各类学校269所，教师3535人。

像富新二小的危房显然不是少数。绵竹境内的农村中小学校舍大多修建于80年代或90年代的“普九造”，正处于急需集中改造时期，“都张着口，都要钱”。

中央政府注意到了“普九造”的隐约危险，在2001年启动校舍二期危改工程。2001年，德阳市要求所辖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在2002年底前基本消除中小校舍危房，但仍由各县（市、区）政府负责该笔危改集资。

在相关的媒体上，2002年，绵竹市声称共投入“危改”资金1115万元。2006年底，绵竹市宣称在十五期间共对农村学校投入2个多亿，消除了D级危房。

富新二小得到多少资金不得而知，但校舍显然没有多少改善——除了在教学楼二楼和老师办公楼之间增修了一条铁链桥，希望在危机时刻多一条逃生通道。但地震发生时，该条铁链桥顿时断裂，未能救命。

行政命令推动的“普九”产生了诸多后遗症，还在乡村发酵。2000年代，李昌平当年的预判变成了现实——刚性计生政策令农村新生儿减少，还有部分农村孩子跟随父母进入城市，乡村生源锐减导致大量农村校舍空置，各地不得不又重新布局——放弃一些学校，同时还要筹资扩建一些学校。

有官员告诉《凤凰周刊》，一些基层政府对学校不胜其烦，认为“普九”的一些问题把学校变成一个无底洞，把基层害苦了。

2006年底，绵竹被评为四川“义务教育示范县”之一。当年，中央决定建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由中央和省按照5：5比例共同承担维修改造所需资金，四川随后启动新一轮校舍危房改造，但富新二小也未在其列。

危险一天天在逼近。2007年，五福乡和富新镇合并，五福中学改为富新第二小学。当年9月，黄晴峰和其他3—6年纪的学生全部搬进该楼。              

                                                                    愤怒的火焰

   交织在一栋倒塌教学楼背后的一切纠葛，陈玉对此一无所知。家长们只是凭借常识来判断教学楼质量一定有问题，导致孩子冤死。

   四川建设厅在一份关于汶川大地震校舍大面积垮塌情况的专项分析报告里，承认有部分建筑结构设计不合理和施工质量控制不严格。

绵竹市承诺派出调查组来调查教学楼倒塌之谜。

   5月23日，一名罗姓的女干部来到学校，对家长们宣读调查组专家名单。不幸的是，她被家长发现她的宣读和手上文稿不一样，家长要求罗交出文稿，罗把文稿捏成一团，飞快塞进口袋。愤怒的家长围了上来，罗双手抱头，蹲到地上，面呈痛苦状，很快被其他同事背出。

“他们还想骗我们”陈说。

专家们到了小镇，但迟迟没有开始工作。他们的理由不是没有这个仪器就是忘记带了那个工具。

5月25日，陈和其他家长忍无可忍，决定上访控告。两百多人端着孩子的遗像，浩浩荡荡走出小镇。他们的计划先去绵竹市，如果不行，再去德阳市，“政府一定要派人来调查这栋教学楼”。

这支奇异的队伍引起各方注意。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飞快赶到。根据他的经验，市委书记亲自出面应该可以安抚民众，缓和矛盾。但这次家长们对蒋视而不见，继续前行。

在官方看来，家长们的行为已经违法了信访条例。但到场的警察无法对这个手捧孩子遗像的群体采取任何措施。

蒋跪倒在地，举起双手，大喊绵竹市能够处理好这个问题。有家长开始指责说，娃死了那么多天了，没见过一个官员来下跪，现在群众要上街了，你们就急了。

蒋爬起来，又跑到队伍前面，再次跪下，继续恳请家长们要信任绵竹政府。这名公安局长出身的市委书记一共对人群下跪四次，都未被理睬。

蒋后来承认说，他害怕这两百家长上街成为一根导火索，引发大面积的混乱等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进而影响绵竹的抗震救灾。

家长们最后坚持走到了德阳界内，有人体力不支才同意坐上了绵竹政府提供的车辆，来到德阳市府，面见相关官员。

次日，一个新的调查组进入富新二小，开始取样。

事实上，市委书记下跪劝阻丧子家长上访的照片被发表之后，引发了丧子家长们更多情绪。次日，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家长在该校废墟上举行哀悼活动。另外一个小学的家长们当街追打该校校长，四川的校舍问题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数以千计的丧子家长逐渐变成愤怒的火焰，或可危及地震灾区的稳定局面。

声讨校舍的浪潮汹涌，有人在互联网上借助一个死去孩子虚拟表达了民意——“爸爸我不哭，爸爸你别哭；走向天堂的路，我！虽非自愿，但不埋怨……也许能唤来牢固的重建校园”。

知情人士称，中央政府通过相关渠道已经获悉主流民意，国家领导人对此极为重视，要求务必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重点疏导好遇难学生家长的情绪。

5月30日起，更多的专家受派在什邡、都江堰等倒塌学校提取样品。中央政府承诺，如果发现建筑设计和施工存在违法问题，国家将依法查处。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造成2万人死亡，该国随即出现对建筑商和相关官员的大量指控。

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来到四川灾区，考察教育系统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她要求将学校恢复重建纳入当地灾区重建规划优先安排，把学校建成全社会最牢固、最安全的地方。

中央政府强调要尽快组织力量对四川灾区所有学校进行安全评估和鉴定，确保复课学生安全。危房必须立即停用；需要加固后才能使用的，必须采取措施进行加固。

有评论称，中央政府应该重新考量教育政策，承担中国义务教育的更多责任。放眼世界，无论是集权国家还是分权制国家，均是各级政府共同承担对义务教育的投资，政府层次越高，投入责任就越大——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投资分担比例一般为60:40，而中国平均为37:63。

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也曾犯过中国今天之错——将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责任确定在基层政府，爆发了诸多问题。但各国相继强化中央和高层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事权，令中央、和州、省等地方政府成为义务教育的投入主体。

2006年，执政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教育投入要达到占GDP4%的目标写进了中央全会决定。事实上，一个全球最庞大的公务员体系在消耗着中国大部分财税，温家宝总理试图压缩国家机关公用经费开支来筹集对四川的重建资金，或可深刻调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

只要有一点空闲，陈玉就会去学校，还有其他很多家长也会来到校园——他们再也找不到他们的孩子，但他们可以坐着，诉说各自孩子的聪明、淘气和好，然后哭泣、相互安慰。

“我还要生个娃，他还要念书，不能再死在危楼里。”35岁的陈玉说，国家承诺对她们这样的家庭灾给予生育政策照顾，允许他们再有一个孩子。

校外，树木上挂满了家长们亲手编织的纸花，或紫或粉红。黄晕里，这位母亲站在废墟上发呆，有如一张剪影，沉默、忧伤。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
2008年6月13日 星期五 
  

良好的治理简称“良治”（good governance），是指决策的过程及其贯彻实施的结果，均体现出公正的、有效的、可以客观检验的一系列标准，因此它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良治是十多年来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最为重视的领域之一：若治理不良，一个社会自己的潜在条件和国际社会对它的援助，会被大量浪费乃至糟蹋掉，产生不了应有的综合性正面社会效果。

为什么这个话题在今天尤显重要？因为任何体系的改良、治理的进步，总是和大的经验教训相伴生。这次四川大地震，中国无论是其政府还是民间社会，救援的方式及效果，总体上来讲，都赢得了海内外很高的赞誉。

中国在这次之所以赢得很多的赞扬，是因为国际社会有三个重要的参照系，来辨识中国的进步。三个参照系中，两个发生在中国，一个在中国的旁边。

第一个就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是最大的参照系；第二个是2003年的SARS即“非典”；第三个是在四川地震之前一个多星期的缅甸飓风灾难。这三个参照系，给四川地震中的中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反应，设立了一个黑白分明的背景。没有这个客观背景，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国际上对中国这一次的总体评价是那么的好，这个“好”与在这之前刚发生的西藏事件及与此相关的奥运火炬传递中出现的广泛抗议形成鲜明对比。

海内外对中国这次救灾的正面评价，目前正处在一个翘首以待的观望点上：灾后重建刚开始，中国政府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会利用这次地震中展现的多种形式的开放要素和活力，催生在“良治”建设方面，迈出明显和坚定的步伐？这不仅是中国国内公众高度关注的，也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长期以来，政治社会学一直关注政治制度形成和变化的社会条件；这个形成和变化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如果翻阅这方面的重要文献，你会发现，它研究的主题之一，是现代的国家行政管理系统是怎么演化、变得更有效率更公正或相反？支持它变得更“良”的社会因素有哪些？因为经验资料所限，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是近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以来的这个时段。

促进该体系成长的最主要动力是三个，第一是战争。战争对现代国家的行政管理系统刺激极大，历史上有很多先例。比如，昔日的欧洲，比英国更早的强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曾有很多杰出的表现，但最后为什么都败在英国手下？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最基本的原因里，有一点是：它发展了组织和支持近代战争的有效的财政等相关的制度。而它的竞争对手只是把打仗当作打仗，英国却致力于建设合理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在战争过程中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强大，它不是被战争拖垮，而是被战争所强化，它的竞争对手却被拖的疲惫不堪。

第二个促进动力是大的自然灾害，也是现代国家机构包括行政管理体系进步、走向更合理及更有效的刺激因素。除了战争及大的自然灾害，能促进国家行政治理进步的第三个因素是经济竞争，这个我们以后再谈。

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在观察中国政府能否抓住这次大震灾难，在制度层面上把坏事变好事，在推动良治方面，取得显著的进步。

大的自然灾害与战争虽然不是一回事，但却很相像。尽管许多国家的政府对可能发生的大自然灾害，事前做了一些准备，而当灾难真正到来，大部分都会超过事前的设想。因此，国家机器、行政系统、社会管理的诸多机制，能否比较灵活积极地应对和消解大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冲击，把这种破坏作为进步的一个契机，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作为。站在这个高度上，我们看看海内外对这次四川大震之后，最为关注和期待的是哪几个方面？

第一是信息的透明度，大家最关心的话题。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中国的媒体全部只能用新华社的统发搞。而那几篇关于唐山大震的新华社通稿里，充满了当时疯狂的没有人性的政治术语，对大震本身造成的灾难尤其是人命的损失，基本上没有提及。正因为官方媒体的消息封锁，唐山地震在当时中国社会里造成巨大的恐慌，帮助了小道消息的四处扩散。由于对灾区真实情况不了解，全国民众对救灾能做什么也很不清楚——惟一盛行的是谣言，大多数地区的老百姓对怎么防震、怎样救援，都是在无知和愚蠢的指导之下，非理性行为多多。

二十七年过去，到了2003年的“非典”前期，又使出信息封锁的老手段，很快导致海内外的恐慌，弊端彻底暴露。所以，每当严重的自然灾害突发之时，这种信息不透明，就为谣言误导制造了肥沃的土壤。谣言盛行的最大前提，是真实的信息得不到及时披露。

因此，国际社会这次给予中国最正面的评价，第一条就是四川地震期间，中国体现出罕见的透明度。从政府的公告、主流媒体的主动介入、到老百姓的手机和电邮等各个渠道发出来的信息，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广泛动员、积极救灾、并抵制谣言，起到了巨大的正面作用。

国际上关注的是，中国此次罕见的透明度并非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推动的。海内外均有报道，中国宣传部门在地震发生的最初，也是希望重复过去的那种方式，用“通稿”来统一舆论。然而地震一发生，众多中国媒体人员以志愿者的身份主动奔赴现场，迅速把最新消息发了出来，一下子促成了中国在大灾时罕见的信息透明，使得中国不仅在国际上赢得巨大的赞扬和同情，更在国内推动了全面的团结和互助。

所以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政府能否正面肯定这次短暂的透明度所带来的贡献，将其制度化和常态化。这样的透明做法，哪怕只是它的一部分被制度化了，那也是中国在良治方面取得了一个伟大的里程碑的进步。

第二，是这次救灾过程里中国民间力量自发广泛的参与，既有NGO、小型基金会、商会，也有个人行动、朋友结伴救援，种种爱心义举，令世界由衷叫好。当今世界，即便是最富裕的国家，遇到类似四川地震这样的巨大突发性灾难，其行政系统也无力全面承包。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大量的地区和人口处于贫困或半贫困状态，政府更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和资源全面承包、照单全收、替天行道。如果不让民间社会自愿、自发、自主地参与，如此巨大的突发灾害，只会夺去更多人的生命、引发更大的灾难，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或治理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中国民间社会的自动全面参与，显示了一种令国际社会衷心赞许的伟大爱国主义（patriotic），即对自己各族同胞的爱心与帮助，而不是那种令外部世界高度警惕的极端民族主义(nationalistic)宣泄。

因此海内外也非常关注，中国政府能否珍惜中国民间这种自愿自发、自主自组的爱国精神和公民意识，在制度的层面上给予稳定的保障，从而使中国的社会变得更加健康、互爱、强韧。这方面有诸多工作要做，首要的是中国能否不拖延制定一部与国际接轨的、开明有效的法律，对NGO、慈善团体、基金会等等予以规范管理和正当保护。中国境内稍有点规模、做过一些实实在在公益事业、多少与国际上的NGO有联系的NGO，据报道有三千多个；其它更小、更不稳固的有数万之众。只有在一部开明有效的法律之下，它们才能大大方方地运作；那些名不副实的，才能被依法整编或淘汰，那些卓有成效的，才能更上层楼。

第三，是中国政府在遇到突发的、大的自然灾害时，如何与国际社会联手，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使国际救援进入中国本土。

这次中国政府的做法，也与1976年的唐山地震和2003年的“非典”形成对比，进步显著。唐山地震后，中国高喊“自力更生”，关起门来，虽然能力远不足，也拒绝接受国际社会的援助。此举不管真实用意如何，实际后果是加剧中国人民生命的巨大损失。2003年“非典”也是如此，最初问题发生时，中国对世界卫生组织不主动接触，当人家主动要来时，却把门关起来，直到问题严重、几十个国家对与中国的旅行交往实行隔离后，才开始短暂有限地接受外援。

这次四川大震，中国一把消息发出去，海外各方包括台湾同胞立刻表示，愿意入境参与救援。灾后第三天，海外救援力量进入四川，这比起1976年和2003年，是个大进步；比起近邻缅甸，更是天壤之别。然而遗憾的是，海外救援还是迟了两天半。对地震救援来说，头几天是性命攸关的时段；专家们都说，大地震后越早来的救援队是找活人，越晚来的是找遗体。

尽管如此，能否从此次中国与国际社会稍嫌晚了半步的合作（它仍然是个巨大的改良）获得正面经验，把与国际联手接轨方面的程序合理化、简化提速，以后一旦遇到大的自然灾害，能在第一时间跟国际社会联手，接受海外的有效帮助。只要是在“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原则下革新规章，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第四，应从这次灾害中受损最严重的群体——据我看到的资料推算，大震中死亡的学生（和少量的老师），总数一万多，甚至达到全部遇难者的三分之一；目前官方数字还没出来——吸取教训，对那些位于地震频发地区的公共建筑进行普查、加固甚至重建。要硬性规定：对于校舍和医院等的建造标准，不得低于当地的政府办公楼。必须反复强调，四川倒塌的那些数千所教室夺去的上万名孩子和教师的生命这个巨大的社会和人伦悲剧，若不能对此进行全面透明的调查、给予严肃处理，我们对国内、国际公众都无法交代。只有在严肃追查、惩处的基础之上，才能在以后大规模减少天灾变人祸的恶性可能。

第五，对救灾及重建的捐款和拨款的使用，建立公共监督体系。如此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出于爱心，以各种形式给灾区人民的支援，如果不能在透明的方式之下得到严格监管，就保证不了恰当的使用，那将是悲剧之后的另一种悲剧。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除了大灾，中小灾害每年都有。对救灾物资和重建家园的资源建立透明、公正、有效的监管机制，会使国内和海外的爱心援助更多更快地到来。这之前看到的数据，一个国家民间慈善捐赠占本国GDP的比例，美国是1.85%, 英国0.84%, 韩国0.18%, 印度0.09%,中国大陆才0.05% (SCMP,2006-10-9,B3)。四川大地震有可能长期改变这种状况，但前提是把中国有关捐赠的税收和监管制度建设好，那样才会促成中国内部以及海外可持续的慈善行为。

第六，在任何地方建立大中型水电工程，都必须有透明的、让各方面专家的意见被公众知悉的听证过程。越是尖锐的反对意见，越是要有通达上下左右的机会。

这次四川大震虽说很难预报，但无论从现代科学还是从历史资料都可得知，这一地区是地震多发带。然而就在这个地震多发地带，居然条条江河水坝林立。我们读到，很多水电设施在建设之前，就遭到了一些地质专家的质疑或反对，然而面对官方决策，纷纷无效。资料显示，在地震周边地区有近7000座大中小型水坝；据中国官方披露，地震导致8省市水库出险2380座，其中69座存在溃坝险情，有高危险情和次高危险情的水库分别达到320座和1991座。换言之，它们变成悬在几千万居民头上的巨大水盆。进而言之，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有几条江河上没建水坝？建这么多水坝时，有几个经过公众的听证？这次大震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升到国家安全发展战略的高度，而不能听任商业利益一手垄断。

这次四川大地震给中国带来了将近十万的人命丧失、几十万家庭的破碎、无量的血泪、难以计数的财产损毁。如果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能够把这次巨大灾难中展现的中国公民社会的伟大潜力当作宝贵资产，再结合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经验，推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良、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那么，中国在“良治”方面就会迈出一大步。那样的话，我们想到不幸遇难的十万同胞的亡灵时，就可以宽慰得多；面对他们的遗属和亲友时，就可以少内疚得多；以后再遭遇类似的大自然灾害时，流的血和泪就可以少很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广州日报》东莞站记者肖郎平自费采访灾区，拍下的最令我动容的一张照片——这位绝望的母亲在哭泣，她在问天，“为什么要带走我的女儿，为什么”。

129名家长在倒塌的教学楼废墟上搭起了一个灵堂，摆上了孩子们的照片。

有建设部专家参与的调查组正在取样，做进一步的检查。丧子的父母每天都守候在学校大门口，校外的树木上都挂了他们亲手编制的纸花，或白或粉红。

5月12日地震，该校129名学生被埋死亡。

家长发现倒塌的楼房全部散掉，有的预制板里甚至没有一根钢筋，之前老师警告学生不得在三楼楼层蹦跳，称会导致房屋倒塌。

调查组现在现场取样，查证该楼到底是不是豆腐渣。

拭目以待。

                                            记者在四川灾区冒死采访，父亲被上海城管残暴殴打  

邓飞

我的朋友、《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孙文祥不得不离开四川灾区现场，紧急赶回上海照顾他的父亲——一个被上海城管称为“小商小贩”而围殴的老人。

5月15日，文祥和我的同事周宇两人进入映秀，两天没有联系，令全国同行们揪心，以为他们遭遇不测，直到他们侥幸逃脱4次泥石流，走出凶险大山给我们报来平安。

汶川地震给了我们很多感概，亲情和家人的安全才是一个人最为珍贵的东西。

    看了文祥的叙述，很是悲伤无言，建议上海派出上海城管队来地震灾区，或许这些人能够有些感悟，知道如何对待人家的父母。

 现在，我贴出孙文祥的信。

 孙文祥

这一次，我无法不提起笔来，写一些关于父亲的文字，5月24日早晨7时许，上海市普陀区的一伙城管、市容协管及市场保安将我父亲打伤。

按计划，这天我应该跟随四川省邮政公司的邮车，从成都出发经阿坝州的马尔康到汶川县，报道灾区的重建事宜。正准备出发的时候接到了弟弟的电话，他告诉我父亲被一伙城管打伤了，我压抑着愤怒听他说完。

在灾区的这些日子里，感觉到自己变得脆弱，不是害怕余震，无数多个家庭因地震而支离破碎，采访过程中，面对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那些失去父母的子女，我欲哭无泪。

地震留给那些纯朴、善良村民的是无法弥补的痛，更多的惨剧通过我们的报道为人所知。一位男子为了抱出瘫痪的父亲被埋到废墟下，要将他顺利救出来，消防官兵建议移开他父亲的遗体，但他死活不同意，最后被救出来了，但却因埋压时间太长而死亡。一位年轻的母亲给世人留下了一句催人泪下的短信遗言，“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还活，一定要记着我爱你”。

亲人间的爱因悲剧升华。我们见证着他们的悲苦，记录着他们的伤痛，我们说我们亲历现场，我们说我们感同身爱，但直到父亲被上海城管殴打的消息传来后，我才意识到我们无法感同身受，感同永远无法身受。

2005年，那时候我还是一名新手，主要任务就是跑上海市的突发新闻，“城管打人”事件时常发生，我也多次采访过那些被城管殴打的受害者，但这一次被踹到地上饱受拳脚的对象成了我的父亲，我可以想象那些城管拳打脚踢的场景。

此刻，我是一个“小商贩”的儿子，请允许我表达我的愤怒和忧伤。

我的愤怒来自于那些无法无天的城管们。我建议这些城管们来四川灾区接受洗礼，看看我们灾区人民的坚强不屈，看看我们的解放军、消防官兵奋不顾身解救埋在废墟下的群众。

我的忧伤来自父亲的伤情。父亲是江西东部极为普通的农民，不景气的农业迫使他放弃在田间耕作，来到这个永远都不会属于他的城市谋生。更早的时候，父亲在上海宝山区罗店镇的农贸市场营生，还是学生的我，替他们看过铺子，卖一把空心菜赚3毛，一把韭黄赚5毛。

通常情况下，父亲凌晨3点就要起床，去镇外10来里路的地方收购青菜，拉到菜场由母亲负责卖，一天下来，刨去成本可赚五六十块钱。大学四年学费、生活费约五万多，不知道父母卖出了多少把空心菜、韭黄……

今年以来，弟弟有了小孩后，父母搬到普陀来住，平时会去离家不远的高陵路上摆摊，就是媒体称的“小商小贩”，那条路上，来自安徽、江西及山东的近百人靠此营生。耀武扬威的城管们，时常将这些人驱赶的四处逃散，父亲也常混在其中。作为家中长子的我，有义务让他们生活的幸福，但至今我仍是无力，甚至是无法保证他们不受伤害。

5月24日上午11：15分，我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登上飞往上海的飞机，不得不回到父亲身边，暂别一线灾区。

   我看见的是：父亲一身是伤，并且多年的腰痛病又发了，憔悴，几天时间却苍老多年。

（微笑的女孩，大悲剧里面的一个小小温暖）

     凌晨，成都。

      距离地震已经10天，但灾难仍在四川徘徊，飞机轰鸣不停掠过，数万士兵和志愿者仍在现场日夜不息，地震灾区的威胁仍未能解除。

      5月22日下午，66岁的温总理再次来到灾区，飞抵绵阳后转乘直升机直扑北川唐家山堰塞湖，该湖如果泄出，将危及下游川北数十万民众，进而可能威胁川北的军工企业。

       先震后洪的巨大悲剧曾经出现——1933年，四川茂县迭溪镇发生7.5级大地震，巨大山崩堵塞岷江。地震发生11天后，高山峡谷中出现一片平湖，湖水随群山回旋绕曲，迤达25里，称为大海子。

震后第45天，堰塞湖因强余震触发溃堤，湖水涌出，扫荡现在的汶川地震震区——主灾地震造成近7000人死亡，而堰塞湖溃决导致20000人丧生。

之前，中国气象局预报川北将有持续降雨，令这个震区最大的堰塞湖再度告急。绵阳已紧急通知下游沿岸民众必须在5月24日前完成统一撤离、安置。

迫在眉睫。

因为地震，崩坍的山体堵塞河道形成类似唐家山的堰塞湖竟有34个，均出现严重险情。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副司长柳源承认，万一有决口，影响范围会很广、后果影响会很大。

“救水”现在成为四川灾区最重要工作之一。

 只能祈愿苍天不再降雨，不再余震，给中国的军队多一些时间排险。

                                             警报声中，我们泪流成河

邓飞 发自绵阳

两个孩子尽量把秋千荡到最高，快活得大叫。

身后，九州体育馆的拥挤广场上，白大褂们抬着担架匆匆走过——从北川转移来的数千名地震受害者里，又一个人不堪晕倒。墙壁上贴满了寻人启事，墙边靠着蹲着躺着老人孩子男人女人，不断有人跑进人群，和另外的人抱头痛哭或者大叫，或悲或喜。

今天是中国国殇日，这个国家要为四川地震降下半旗，用所有的气笛和喇叭表达悲伤和对那些逝者的纪念。很快就要到时辰了，人们相互搀扶着，迟疑、缓慢，站到了一排又一排。

警报拉起，然后陡然尖锐，像一支哽咽的曲子。

庄严或者悲哀开始充溢每一个人的内心，所有的人站得笔直，扬起脸。

一个被搀扶的老人开始大哭，喊他孙子的名字——那是一个大学生，却回家遭遇不幸。老人的哭泣很快传染了很多人，呜咽，压抑不住的呜咽在每个角落响起，越来越多，最后汇成一条悲伤的河流。

一个手背上写着电话号码的男人突然蹲到地上，抱头痛哭。他的妻子、小儿子和岳父岳母都没有找到，他们的房子被埋在泥石流里。所有的人说那里不可能再有活人，他却坚持相信他们还活着，试图回北川去寻找，被人拖住。

熙攘人群中，一个叫胡丹丹的女婴也大哭起来，双手乱舞，肉嘟嘟的小脚丫胡乱踢起，向母亲的怀里钻。

母亲很沉静，抱着孩子坐到一个木箱子上，撩起衣服，得到乳汁的孩子开始哼哼。年轻的母亲说，他们家里房子垮了，但万幸的人都还在，“人在，就好了”。

                                                              那些花儿

记者邓飞 发自四川

挖掘机咆哮着抓起砖石，甩到卡车里。

烈日，没有风，士兵们在一片废墟上忙碌着，汗流浃背，沉默。

昔日的红白镇中心小学。

曾经，每天都有370多名孩子穿过一条铁路桥上，走进这里，欢声笑语，但一切在5月12日嘎然而止。校门口传达室墙上一块残破的小黑板上写着，距离北京奥运会还有88天。

100多个孩子被埋。

深圳的特警来到这里之前，家人在他们的口袋塞了很多糖和巧克力，要他们一定要送给这里的孩子。但小镇上几乎看不到活着的孩子了——幸免遇难的孩子都被带走，去了什邡市的广场。

“一颗糖都没有发出去，一颗都没有”一个叫刘自力的警察喃喃说，他们心里堵得慌，很多都是年轻的父母，在电话回去的时候，泪流满面。

最残忍的事情就是，死去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刨出，一些孩子的拳头松开后，掉出一支笔或者一块橡皮。难过的警察们总觉得还要做点什么，所以他们刨出了很多书包，它们被整整齐齐摆在一起。

在小镇的出口，马路的西侧山坡上，士兵们挖好了一个个坑，一米多长、半米深，把死去的孩子放进去，然后填上石灰粉和黄土。

没有眼泪，没有哭喊，没有炮竹。

迅速，一切很安静，偶尔听见相机的咔喳。几十米开外的公路上，车和人忙碌喧哗，活着的人、受伤呻吟的人、前来帮助的人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一名老师也葬在这里。

按照当地的习俗，他们的坟头上要垒上几块砖。

两个孩子的书包被送了过来，靠着坟头。一张女孩的照片落在地上，沾满泥土，笑容依稀。

 （蓝田交警正在敲诈司机 收钱开废票少开票）

中国启动集中“治超”三年，基本遏制司机的超载超限，中国公路渐释重负。但鲜为人知的是，一些地区的交通执法者持续而残酷盘剥司机，“三乱”正在制造诸多伤害，令中国公路背负累累恶评。

                                                           公路的敌人

记者 邓飞 发自河南 陕西

     暖水瓶、用可乐罐制成的简易烟灰缸、堆着棉大衣被褥的小床，一根铁丝串着数以百计的大小罚款单，突兀刺目。

在这个约两平方米的驾驶楼里，老陈可以在任何一个角落找到罚单。看见罚单，刚才还笑眯眯的陈就翻了脸。他怒气冲冲说，他一上了路，就成了人家砧板上的鱼肉。

今年42岁的陈是一台欧曼货车的车主，对斜穿中国中西部的312国道了如指掌。“这条路是一条可怕的路，如果你脾气不好，你可能活生生被气死”。

2008年4月14日，夕阳在这个县城抹上一种土黄颜色。这个地处河南省西南的县城，像一个巨大的货运中转场，修车补胎加油加水的巨大招牌随时可见，重型货车鸣着刺耳长笛，像坦克一样轰隆隆跑过，卷起漫天尘土。

经过一些交流，记者获准藏在他的驾驶楼里，以河南西峡到陕西西安为一个观察点，试图记录这300余公里的路程上将遭遇什么。

                                                     商洛交警又上了电视

    老陈带着两个司机在路边餐馆里吃了三碗面，合计着在18时开车，送20多吨小麦去陕西宝鸡，然后运30吨煤回来。他们的路线是经陕西商南县、丹凤县、商洛市，再经过西安市的蓝田县、走环城高速去宝鸡。                      

    之前，陈在西峡伏牛山里种地，但2005年，中国开始谋划“南水北调”工程，当地为涵养水土，推行退耕还林，陈也就来到了县城谋生活。

    西峡是豫、鄂、陕三省的交汇点，凭借312国道承接南北。陕西的煤炭在西峡集结然后发散到湖北各地。西峡由此成为中国一个知名的运输大县，有2000台以上的重型货车。

陈不会开车，但他像当地很多人一样贷款买车成为车主，雇请两个司机跑运输。陈的妹夫叫王金伍，是当地一个知名的司机维权者，带着摄像机、录音笔也爬上了驾驶楼。

1990年后，中国运输力随着国家经济迅猛发展而迸发，各地几乎“无车不超载”，有的改装车辆甚至装了一百吨以上的货物，蹒跚而行。“多拉多赚钱”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道路桥梁，并形成巨大的安全隐患。

中国的公路负重不堪，一些只顾自己赚钱的司机被媒体描述成为公路的敌人。2004年6月，中国开始了三年的集中治理超限。

老陈说，货运司机的厄运来临。各地的交警、交通局的运管、公路局的路政等“大盖帽”们相继上了公路，开始执法。但执法者的心思不是帮助国家治超，而是罚款， “交了钱，你还是可以继续‘超’”。 而“治超”不过是最新一个罚款的名目。

2004年8月，新华网的一名记者藏在内蒙古开往天津的运煤车上，亲眼目睹了一些部门和执法人员把货车当成了“唐僧肉”，打着治理“两超”的幌子大肆进行罚款，中饱私囊。

新华网由此警告说，中国有20万执法人员上路“治超”，巨大的利益驱使将令众多的执法者陷入腐败深渊。

报道两天后，原交通部部长张春贤承诺保护司机权益，并为交通执法确立相关政策标准：各地交通、公安部门一律按照统一的车辆超限超载认定标准，进行执法；罚款必须在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超限超载检测站内进行，不得在路面上随意罚款；此外，不经过称重检测，不能进行罚款。不消除违法状态，一律不得放行，不得重复处罚。

之前，交通部曾下达“五个不准”。

“但下面的人没有一点做到了”陈说，比如白天被陕西丹凤县交警罚款200元，过了晚上12点到蓝田县，还得重新罚一次。部门之间也互不相认，交通罚了路政还得罚。

22时许，到了商南超限站。老陈看见一楼的交警处理室没有灯火，满心欢喜。之前，交警每次必罚他两百元。中国交通部门的超限超载认定标准是，陈所拥有的6轴车车货总重最高不得超过55吨。陈的车自重17吨，由此他认为可以装38吨货物。

事实上，交通部门向陈收取的也是30吨的养路费。

奇妙的是，中国的交警部门执行的却是另外一个不同标准——交警对陈的货车颁发的行驶证上的载质量是21吨，200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载物不得超过行驶证上核定的载质量，超过这个数就算超载。也就是说，陈拉30吨货物，原中国交通部门是认可的，但中国公安部门就认为超载。

交警告诉陈说，你超不超限我不管，但你肯定超载了。

24时许，车辆顺利通过丹凤县超限办。

整个商洛市一路无事。

陈禁不住赞美他的妹夫——王金伍去北京参加了一个司机维权论坛，并给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提供了商洛市交警如何收黑钱的偷拍录象。4月12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将其播出，反响强烈。

“交警回家避风头去了”陈说，一个揭露或者批评乱罚款的报道可以管一段时间。

                                                   永远不要交警问为什么

过了商洛市，就进入了西安市所辖蓝田县。

王金伍说，媒体上没有提及蓝田，也就没有打草惊蛇。该县交警的一个特色是：下罚单都是撕一种早就填好的小小收据，永远没有处罚决定书。

    凌晨3时许，经过蓝田县收费站大约两三公里，果然在路上看见了交警。

老陈的车稍做减速，方便记者拍摄，被一个年轻交警恐吓，“还不快走，不走就扣你的车了”。

在距离收费站4公里的一个加油站，记者和王金伍下了老陈的车，搭上了一台回西峡的车，看看蓝田交警在做什么。

司机在靠近交警罚款点的时候，关了车灯，然后冷不防冲了过去，交警冲出来，在车后大声吆喝。

“省了一百元啦”司机老姚兴高采烈，开了一包红旗渠香烟以示庆贺，“俺就知道他们晚上就窝在那里”。

记者和王在蓝田收费站下车，又找了一台货车折回去。司机听说是调查“三乱”，很激动，反复叮嘱“一定要向党中央反映，他们在北京不知道情况”。

记者和王在加油站再次下车，又杀了一个回马枪。

套着夜光背心的交警这次站到了路上，逢车必拦，每拦必罚，熄灯溜过显然不可能。车主数了60元钱交给了司机，“你去讲个价”。

司机小蒋把录音笔放在口袋里，抓着钱跳下。

一个约四十多岁、尖脸的瘦小交警走了上来，一言不发。

录音显示：

蒋：“少罚点嘛”。

交警哼了一声，“咋个少法？”

“一人买一包烟抽吧，”蒋递上60元。

交警不作声，收了钱，撕下两张纸。

“看，明明收了60元，只给40元票，就是这么黑”小蒋跳上驾驶楼骂了一句粗口。交警给他的是两张20元的《陕西省当场处罚定额收据》，上面早就填写“违反交法95、98”等潦草字样。

车主说，这两张收据还不能丢，在前面10公里处的王顺山一个加水站，它们还可被用来加水，替代5元钱。

“交警又可以回收这些小票，继续罚款”小蒋补充说，这些小票罚的钱就可以落入私人的口袋。

记者在车厢用一个黑色塑料袋包住相机，拍下整个过程。《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规定，确认为超长、超宽、超高的，对交通安全影响轻微的，可当场制作简易处罚程序决定书后放行。

交警整个过程没有看过车牌、车厢一眼，甚至也没有出具处罚决定书，他为什么就可以径直罚款，并撕下早就填写好的罚单呢？

“你永远不要问为什么，这是我们司机的规矩。”小蒋说，他三年前第一次跑车，蓝田交警说超载了，要罚款一百元，蒋急了，撩起雨布说车厢是空的，怎么会超载。

交警铁青着脸，打着手电到处照，说，俺就不信你没有问题。

被吵醒的车主慌了神，跳下驾驶楼劈头盖脸骂了蒋一通，又对交警说了很多好话，交了一百元才放行。

车主说，这还算正常。有一次，他没有装满货，就把车厢的铁栏杆放下一层，竟然被蓝田路政认定是擅自改装，罚款2000元，“俺当场就哭了”。

交通部令2005年第6号，2005年8月1日实施的《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规定：承运人使用擅自改装或者擅自改装已取得《道路运输证》的车辆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路政部门把一个“擅自改装”变幻得五花八门，令人叹为观之。一些货车加高车厢拦板、车辆安装捆绳器、加装副油箱或水箱、卸下栏板或者防止雨水淋湿货物插上几个棚杆、盖上油布也被称之为改装，一律罚款。

                                                            坐地生财的检测站

凌晨6时，陈的车进入西安市区。王金伍收集到了西安灞桥区交通局从2008年3月15日到4月7日开出的18张处罚决定书，罚款总额近两万元。

西峡司机称，灞桥区公路管理站的人在加油站旁等司机们加足油和水后，就会现身，带司机去加油站前面的一个地磅点，检测是否超限。

“一台大货车一次可以装水600多公斤”陈说，油水充足的车多少会有点超重，但从来就不会有人理解，而是张口罚款几千，最后讨价还价。

国家开始着手建立稳定制度来解决问题，花费巨资在各地建立超限检测站，试图翦除各路执法者在公路上凭借目测、堵车执法、随意罚款等失范行为。

奇妙的是，一些交通执法者放弃了流动式罚款之后，又很快找到了坐地生财的好法子。

2000多年前秦始皇开始统一的度量衡，在一些交通执法者手里出现了一系列离奇故事。2007年12月，《京华时报》报道说，北京市昌平交警以“查超”为名拦下30多台外地大货车，带到一个检测点过磅。令司机惊讶的是，结果全都高于实际载重，少则高３吨，多则高达１４吨。 

昌平交警还发明了“接车费”、“过磅费”和“停车费”，即运输车辆被拦截到过磅处要交“接车费”２００元，过磅再交１００元，停车还得交１００元。

外地司机的集体上访，最后导致地磅的秘密暴露——地磅计量不准。

王金伍说，每一个收费站都挂着“地磅经过国家计量部门标定，所有称重车辆不予复磅”，不论司机如何质疑检测站的地磅，结局只有一个——交钱。

王的一个司机，不交钱，就被送给警察以“扰乱单位办公秩序”为由拘留。

国家似乎考虑到有人会在地磅上作假，也就制定《治理车辆超限超载检测站管理办法》，对交通执法者设立超限检测站进行了诸多规定——需要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并由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定期校对，确保准确计重。

4月15日凌晨7时，记者和王金伍来到了灞桥区境内，找到司机们所说的加油站和称重地磅。经加油站工作人员确认：灞桥区公路管理站正是使用该地磅称重罚款，后因为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后停了下来。

王金伍发现该地磅只是一个商业地磅点，并不是经由陕西省政府批准和监督的检测站，该地磅之前做出的计重由此不能成为罚款依据。

王在地磅上摆开18份《罚款处罚决定书》，引来很多司机围观，王开始向他们讲解其中的诸多问题。该处罚决定书显示：“当事人对以上行政处罚不服的，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上一级执法机关申请复议或者……..”

而根据1999年4月颁发的《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期限为60天，该处罚决定书显然是在《行政复议法》实施之前印制的法律文书，里面的条款也早就过时了。

王还发现，该处罚决定书没有处罚机关的执法章，均只有“西安市灞桥区公路管理站财务专用章”， 而财务章一般不能用在处罚决定书中。

此外，这18份处罚决定书在司机交纳罚款后，连一份罚款收据都没有。

2005年8月，交通部对交通执法者的《十条禁令》规定，治超执法必须严格遵守《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及其他国家有关程序规定，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要严格按照规定制作《询问笔录》和《违法行为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并将有关事项及时告知管理相对人。

“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到，为了赚钱，地方就是不听中央的。” 王说，这些钱一定是流进了小金库或者被私分掉，绝对没有进入财政。

3月27日，王和央视记者拿着该些票据去找灞桥区交通局，该局办公室承认是其局管理管理站作出的处罚，当谈及处罚决定书不合法、收钱没票据时，工作人员吱唔了许久，只是一句“怎么会这样呢？”。

有评论称，在这个转型时期的国家，利益驱动总是能够激发权力部门无尽的牟利创意，而不被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却又能把一些创意变成现实。

在一些交通执法者眼中，超限超载检测站显然是一个新的财源。他们恨不得像开专卖店一样到处开检测站。最近，中国一些地区开始出现了移动的超限超载检测站，这样他们可以到达有公路的任何地方。

2008年4月1日，《华西都市报》报道说，四川达渝高速公路达州收费站出口到达州塔石路，短短7公里的路程就有三个违规的超限检测站。一辆外地车在经过塔沱检测站时，执法人员开口就是3万元，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处罚5000元。

违规检测站和他们的勒索令外地司机不敢白天进城，不得不在高速公路口等到执法者回家睡觉，才赶紧进来。

                                                                真正的敌人                       

 “我的理解是，20多万执法者上路3年并没有管好超限超载。”王金伍说，但国家在2007年底开始试行计重收费，“一把就抓住了我们司机”。

如今的超限显然得不偿失。陈的车长期往返西峡和宝鸡，该车运输货物49吨至55吨时，一趟也只能赚取运费1500元。西安至宝鸡的高速收费是480元。但当货物超过55吨时，高速收费将高达2300元。

而在其余的普通公路上，当运输货物在49吨至55吨时，每一个收费站收费115元，当货物超过55吨时，仅此收费将达到800元左右。

只要一超限，就要亏本。陈说，“打俺，俺也不去超啊”。

中国三年治限已经取得基本胜利。2007年11月，原交通部部长李盛霖提供数据称，货车超限超载率从治理前的80%以上已经降到10%以内，北京等10多个省市已经控制在3%。

中国的公路渐释重负。

2007年底，原交通部、公安部等九部委表示将再用三年时间，着力构建治超工作的长效机制，保证中国公路的安全、畅通和和谐。中国还将对大型货运车辆给予通行费优惠政策，降低大吨位货车的运输成本，鼓励运输车辆标准化、大型化。

耐人寻味的是，整个国家似乎也一直在和这些声称保护公路的执法者战斗。

“治超”者一度只罚款而不卸载，而被罚款的司机为挽回罚款成本，选择更多超载。“治超”者又据此向国家索要更多经费、编制和更大的罚款权力来“治超”，进而加剧“三乱”问题——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

2005年8月，原交通部出台“十条禁令”，不准刁难、辱骂、殴打驾驶人员；不准饮酒工作；不准里应外合私放“两超”车辆；不准接受吃请或馈赠；不准对同一超限超载违法违章重复罚款；不准照顾亲友有偿卸载“两超”车辆；不准只收钱不卸载；不准长时间对“两超”车辆扣而不处；不准私设小金库或者贪污；不准违法扣留司机证件。

禁令显露了中国在“治超”过程中出现的交通执法乱象。

2006年，河南省政府纠风办组织４次大规模的治理公路“三乱”，共查处公路“三乱”和不规范执勤案件３２３起，党纪政纪处分６８２人，收缴、退还违规资金467万元。当地媒体描述为一场伟大的战役。

司法部研究室副研究员刘武俊说，执法部门的执法权和轻易而丰厚的的利润催生了“执法产业化”，而畸变的“执法经济”成为少数执法人员和少数部门的的新“经济增长点”。

一个佐证是，2007年5月，《农民日报》记者调查，陕西省各区县（市）交通局的运管所都属于自收自支单位，财政不拨一分钱，但因为罚款丰厚而成为各级领导竞相塞进亲属的好单位。编制只有20人的长武县运管所在岗人员60余人，永寿县运管所多达96人，富平县运管所则多达200人，分两班轮流上班——100人上半年上班，另100人下半年上。

一种令人惊讶的恶性循环由此形成，唤起了国家痛苦的记忆——1980年代以来，中国有18家 “大盖帽” 竞相上路执法检查，查偷逃税款、追假冒伪劣、查走私香烟、查矿产资源流失等等，似乎只有上路才能搞好工作，令民众叫苦不迭。1994年，国务院牵头，由原交通部、公安部、国务院纠风办在全国启动治理公路“三乱”，只留下公安、交通、林业三家。直到1998年，中国的公路才基本实现无“三乱”。

和治理司机的“两超”相较，治理一些地区的交通执法者的“三乱“显得更为艰难，颇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

2008年3月，陕西省的媒体报道说，312国道商南县五里牌超限检测站，发现2名交警正在用几本提前填好的罚款单处罚过往车辆。

罚款处理单上已经填好了违章条款，只是空着时间、地点、驾驶员、车号。检查人员还找到已经开好的3本定额罚款单和3本现场处罚通知书，全部填写了超载的处罚理由、处罚金额，并有处罚人的签字。

新闻报道令当地公安局长表态说，全市交警系统开展为期一月的“治理公路‘三乱’，规范执法行为”专项整顿活动，他承诺要通过学习教育，进一步打牢执法为民的思想基础。

但一个月之后，商洛市的交警又被中央电视台曝光。

似乎没有其它一个行业比勒索外地货运司机安全而快捷创收。2006年12月，潼关县运管所一执法人员被发现周末回到华阴县的家里，一个人上路拦车赚外快。一个晚上至少“处罚”五、六台车，收入500多元。

更为强悍的是，2006年5月，《河南商报》报道称，陕西省潼关县工商局多次在连霍高速陕西潼关收费站处，伙同交警强行拦截货车，以货物有质量问题为由进行罚款，且不出具任何凭证。

河南省巩义市一车主张建勋被非法罚款2.7万元后，回家服毒自尽。戏剧性的是，张的弟弟后来送货到陕西，被工商局的人和交警鸣枪迫停，罚款1.5万元。

还有车主被迫向工商局缴纳“赞助费”和“保护费”。潼关由此被称为“鬼门关”。

2006年3月，《秦风网》说：2005年，陕西全年查处公路“三乱”案件97起，取缔违法违规道路收费站(点)16个，涉及公路“三乱”收费1900多万元。

但2007年初，《农民日报》记者在312国道咸阳段不足300里路程上，看到沿途上路“执法”的交警、运政最多时有20余处。咸阳到长武的路程不足150公里，却有“卡子”20多处，司机排着队交钱。

公路是现代经济的血脉。全球收费公路14万公里，其中有10万公里在中国。原交通部规定40公里设一收费站，而一些地方政府截短路程设站收费。

“一直遭遇诟病的收费站已经令中国司机付出高昂的运输、出行成本，一些交通执法者还持续对货运司机进行盘剥勒索，形同公权抢劫”有网友在互连网上如此留言，现在已经不是司机，而是管理司机的执法者成为公路的敌人。他们在伤害无数司机和他们的家庭，妨碍人财物的快速流通，最终伤害的是整个国家。

2008年4月16日，老陈装着38 吨煤回到了西峡。他收取了5600元总运费，花了1600元加油、1100元交过路费、100元吃饭、100元过磅称重，还要支付卸货费、养路费、司机工资和轮胎维护等费用。

至于罚款方面，宝鸡交警罚款200元、蓝田交警罚款100元、商州交警罚款100元、丹凤交警罚款200元。“谢天谢地，这次没有碰见路政，要不又是几百元不见了”。

 即便如此，罚款也占了总运费的十分之一左右，留在手中的钱只剩下2000多元。陈还在不断的把钱往外拿，这是司机的工资，这些是已经交纳的养路费，那些是车辆折旧费，还有轮胎折旧费、保险费、投资的利息……

算着算着，长眉细目的陈又开始愤愤不平，“他们简直是毒瘤子，是吸血鬼”。

周昌其寻女事件现在得到关注。

除了天涯网站和网易博客上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怒骂那些乡干部，西班牙电视台和荷兰电视台的记者准备去郴州采访。

很感谢北京的一个网友，他写信给他的美国朋友，希望能够帮助周找到他的女儿。

了望东方周刊的黄志杰记者去了长沙市第一福利院，试图找到孩子流向的线索，但被该福利院拒绝。但孩子的唯一线索只有这个福利院才能提供。

去年，我曾写信给郴州市委宣传部长，希望郴州能够给出说法，但至今没有下文。之前，郴州呼吁媒体不要公开报道一些“负面信息”，他们承诺内部处理好。

我想郴州健忘了。

孩子到底在哪里？我们这个国家的孩子可能会遭遇什么，我不得不翻出我曾写的一组《衡阳福利院的婴孩出口生意》，详见博客下列四篇文章。

周说他不一定要从国外要回他的孩子，他愿意相信如果孩子在另外一个国家，可以生活得很幸福，至少可以避免像她可怜的父母一样遭遇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说他只想知道他的孩子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是不是还活着，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模样。

无数夜里，他似乎见到了那个孩子，他说，每次他都号啕大哭起来。

很多网友发誓说一定要帮助老周找到他的女儿，那么，我们一起努力吧。

附：                                                周昌其寻女

编者按：有一个叫周其昌的郴州父亲找到我，他给了一份令我无法平静的材料。

                                我女儿被乡政府非法送到福利院生死不明

                                      求青天为我主持公道、找回女儿

我是湖南省桂阳县白水乡紫河村二组村民周昌其(又写成周昌旗)，1956年生。2002年，我的不满6个月的女儿周白水被乡政府非法送到福利院从此下落不明。几年来，我变卖家产一直上访，要求找回女儿，但至今未解决。万般无奈，只有向您求助。

一、     祸起乡政府强要结扎费

因家贫，我四十多岁才成家（未办结婚证）。2001年5月10日生下第二胎（即女儿周白水，还未上户口）以后，妻子周忠清带着小女在外打工。2002年1月19日，乡干部把我妻子抓来结扎，当晚住在县林苑宾馆。乡长刘小武对我说：“明天你老婆要结扎，你必须交4000元钱。”我没钱，请求暂时打张欠条，要求先结扎。刘说：“不行，没钱我们不可能给她结扎。”当晚我在桂阳县城找尽了所有的熟人，只借到400元。第二天清早，我把钱交给乡干部。刘说：“400元是行不通的，必须把钱交清，才能结扎。”我只好再去借钱。

二、     乡政府将我女儿送到福利院扣作人质

待我借钱回到宾馆时他们都不见了，我就跑到计生委去问。一个老乡告诉我：“你老婆逃了。乡干部把你女儿送到福利院去了，你还不赶快去找女儿。”我马上到县福利院找女儿，福利院陈主任说：“你凭什么到这里找女儿，人又不是你送的。找你们乡干部去。”我只得回到白水乡。可是，乡干部已经放假回家过春节了。我又到桂阳县城寻找，三四天后才在街上碰到刘小武，他说：“你老婆早已逃了。”我问“她是怎么走的，那我女儿呢？”他说“你女儿有人帮你照看，比你抚养得好，你赶紧找老婆吧！找到后结扎，把钱交齐，然后再来领女儿”。我说：“快过年了，还是让我把女儿带回去吧。小孩放在人家那里不放心，生活费也负担不起，我的结扎费都没有交齐，这不是给我雪上加霜吗？”刘说：“那不用你管！如找到你老婆，直接通知我们把她抓来结扎。其他的扎后再说。”我只好到处找我老婆。

春节过后，我好不容易在临武县找到了我妻子，并立即报告了刘小武。他要我出了200元钱租车去抓人。当天把我妻子抓到县计生委结了扎。结扎后，我就问刘小武：“我女儿该给我了吧。”刘却说：“你先把钱交齐，再来领你女儿（已交800元）。”我求他：“我给你们打张欠条，女儿还是让我领回去吧。”刘不同意。我说：“你们当时说只要我老婆结扎了，就让我把女儿领回去，如今你们却说话不算数？”他最后说：“你自己到福利院去找吧。”

三、     县福利院擅自将我女儿外送长沙涉外福利院

我把妻子送回家安顿好后就到福利院找女儿。陈主任说：“这几个月白水乡没有送小孩来。”我只好又跑到乡政府，刘小武说：“我给你打电话，半个月都不来领人，现在才来。”我说：“我电话都没有，你怎么跟我打电话？”刘气急败坏，拿起凳子来打我。在乡武装部吴部长等人的劝阻下，才没有打到我。我们的争吵引来了好多老百姓和乡干部围观。最后，刘说：“我们跟你协商处理。你暂时回去，待我们商量好再找你，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13975731362）。”过了一段时间，我拨通这个号码，对方回答：“错了，我不是什么乡干部。”我又到乡政府，刘小武却说：“半个月不给我打电话，也不见你的人影。”后来王书记说：“我带你到福利院去找。”我又到福利院，陈主任说：“怎么这么久不来领人，已经让别人领走了。”究竟被谁领走了，他们始终不告诉我。陈还威胁说：“你再不走，我们就打110了。”我只好又离开了福利院。就这样，他们把我推来推去。后来得知，福利院早在2002年1月31日（只养了10天）未告知乡政府和我、也未公告就擅自将我女儿送到长沙一涉外福利院去了。

见女儿找不回，我妻子精神失常出走，也下落不明。我从此开始上访求助找女儿。

四、我寻求多方救助，乡政府百般刁难

2002年我在桂阳寻求法律援助，先后有三位律师替我交涉，而县政府部门和法院都推脱，说不好管这件事。

后来我又找到市、县妇联，妇联领导帮我联系到县纪委，纪委作了全面调查，并要求乡政府和福利院找回我女儿。两个月后，我到纪委打听，他们说：“你女儿已送到长沙福利院，我们又赶到长沙找过，但也没有找到你女儿。你小孩已被外国人领走了，找不回了。”说看我怎么处理，我说就是要女儿。他们说已没办法找回我女儿，要乡政府和福利院补偿我几万元钱。当时达成了协议：第一乡政府承认错误；第二福利院写出检讨；第三尽量给我找回女儿；第四是给我补偿。我相信他们，在协议上签了字，回家等消息。

一等又是一个多月没有消息，我只好又找到乡政府。刘小武明知我妻子出走没有下落，还说：“必须喊你老婆一起来处理！你一个人来还不行。”张书记说：“我们没有办法，随你怎么办，你向哪里告都可以，随便你！”

我在万般无助的情况下向《经济日报》记者反应了我的情况。记者出面后，县纪委要求乡里尽快处理此事，补我6万元钱。女儿生死不明，与死何异？6万元就打发了。百姓的命就如此低贱？！我无奈还是在处理方案上签了字按了手印，乡里张书记也签了字按了手印。但乡里就是不给我钱。刘小武还故意刁难，要我找到老婆一起来处理。我说：“当着记者和纪委同志的面处理的，你们又说话不算数！”张书记说：“上次那记者是假记者，下次再来，我们就打断他们的腿。”乡里就是这样，不是推脱就是刁难，一直拖着不解决。

五、     继续上访，但障碍重重

2004年，我向郴州市委、市政府反映我的情况。市委副书记刘湘娥同志批示要求桂阳县委、县政府尽快妥善解决。县委督察室组织乡政府、福利院与我调解，说“小孩已找不到了，给予赔偿”。但刘小武仍坚持要我找回老婆一起处理，并只同意赔2万元；福利院则不同意赔。调解未成，督察室说向法院打招呼、要我向法院起诉。

我便于2005年7月26日向桂阳县法院起诉，要求乡政府还我女儿。这回，法院倒是受理了。但法院设置重重障碍，说我没有结婚证和户口本、不能证明父女亲属关系，又说县纪委、监察局的调查报告不是证据，说我无权起诉，未经开庭就驳回了我的起诉。律师说纪委、监察局的调查报告本身就是一种证据（书证），而且比一般书证的证明力要高；该调查报告确认了我与周白水的父女关系；而且乡政府在抓计划生育、收结扎费及以后一系列的调解处理等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都承认周白水是我的女儿。为什么不开庭质证就说不能证明父女关系呢？我原以为法院会主持公道，谁知走到这里我连要回女儿的权利都没有了！自己的骨肉被人抢走还无权要回，我真是欲哭无泪啊！

我苦命的女儿啊，你在哪里！

六、     苍天在上，为我主持我公道吧

乡亲们说我女儿很可能被卖到国外做器官移植之用了。我听了心如刀割！几年来我一直上访，要求归还我女儿。为找女儿和妻子，我家已一贫如洗，我整日神魂颠倒、坐卧不安。而乡政府和福利院却总在推卸责任，百般刁难，不予解决。法院首先是不管，后来竟与乡政府和福利院串通一气剥夺我起诉的权利。面对百姓的疾苦，这些“公仆”如此冷漠无情，麻木不仁，毫无恻隐之心，一副无赖嘴脸，令人心寒！多少次我都想与他们同归如尽！但念及家中八十多岁的老母和不懂事的幼儿，我不忍撒手而去！我坚信还没到最后，桂阳这片乌云不可能永远遮住太阳！只要有共产党在，人间总会有青天为我主持公道！怀此信念，我现向您哭诉，寻求救助，盼望您在百忙之中过问此案，敦促有关部门迅速处理，令乡政府和福利院还我女儿，否则按《国家赔偿法》给我赔偿，对责任者严肃处理！不然，我真是走投无路了。

                                          周昌其 顿首泣拜

编者按：有一个叫周其昌的郴州父亲找到我，他给了一份令我无法平静的材料。

                                我女儿被乡政府非法送到福利院生死不明

                                      求青天为我主持公道、找回女儿

我是湖南省桂阳县白水乡紫河村二组村民周昌其(又写成周昌旗)，1956年生。2002年，我的不满6个月的女儿周白水被乡政府非法送到福利院从此下落不明。几年来，我变卖家产一直上访，要求找回女儿，但至今未解决。万般无奈，只有向您求助。

一、     祸起乡政府强要结扎费

因家贫，我四十多岁才成家（未办结婚证）。2001年5月10日生下第二胎（即女儿周白水，还未上户口）以后，妻子周忠清带着小女在外打工。2002年1月19日，乡干部把我妻子抓来结扎，当晚住在县林苑宾馆。乡长刘小武对我说：“明天你老婆要结扎，你必须交4000元钱。”我没钱，请求暂时打张欠条，要求先结扎。刘说：“不行，没钱我们不可能给她结扎。”当晚我在桂阳县城找尽了所有的熟人，只借到400元。第二天清早，我把钱交给乡干部。刘说：“400元是行不通的，必须把钱交清，才能结扎。”我只好再去借钱。

二、     乡政府将我女儿送到福利院扣作人质

待我借钱回到宾馆时他们都不见了，我就跑到计生委去问。一个老乡告诉我：“你老婆逃了。乡干部把你女儿送到福利院去了，你还不赶快去找女儿。”我马上到县福利院找女儿，福利院陈主任说：“你凭什么到这里找女儿，人又不是你送的。找你们乡干部去。”我只得回到白水乡。可是，乡干部已经放假回家过春节了。我又到桂阳县城寻找，三四天后才在街上碰到刘小武，他说：“你老婆早已逃了。”我问“她是怎么走的，那我女儿呢？”他说“你女儿有人帮你照看，比你抚养得好，你赶紧找老婆吧！找到后结扎，把钱交齐，然后再来领女儿”。我说：“快过年了，还是让我把女儿带回去吧。小孩放在人家那里不放心，生活费也负担不起，我的结扎费都没有交齐，这不是给我雪上加霜吗？”刘说：“那不用你管！如找到你老婆，直接通知我们把她抓来结扎。其他的扎后再说。”我只好到处找我老婆。

春节过后，我好不容易在临武县找到了我妻子，并立即报告了刘小武。他要我出了200元钱租车去抓人。当天把我妻子抓到县计生委结了扎。结扎后，我就问刘小武：“我女儿该给我了吧。”刘却说：“你先把钱交齐，再来领你女儿（已交800元）。”我求他：“我给你们打张欠条，女儿还是让我领回去吧。”刘不同意。我说：“你们当时说只要我老婆结扎了，就让我把女儿领回去，如今你们却说话不算数？”他最后说：“你自己到福利院去找吧。”

三、     县福利院擅自将我女儿外送长沙涉外福利院

我把妻子送回家安顿好后就到福利院找女儿。陈主任说：“这几个月白水乡没有送小孩来。”我只好又跑到乡政府，刘小武说：“我给你打电话，半个月都不来领人，现在才来。”我说：“我电话都没有，你怎么跟我打电话？”刘气急败坏，拿起凳子来打我。在乡武装部吴部长等人的劝阻下，才没有打到我。我们的争吵引来了好多老百姓和乡干部围观。最后，刘说：“我们跟你协商处理。你暂时回去，待我们商量好再找你，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13975731362）。”过了一段时间，我拨通这个号码，对方回答：“错了，我不是什么乡干部。”我又到乡政府，刘小武却说：“半个月不给我打电话，也不见你的人影。”后来王书记说：“我带你到福利院去找。”我又到福利院，陈主任说：“怎么这么久不来领人，已经让别人领走了。”究竟被谁领走了，他们始终不告诉我。陈还威胁说：“你再不走，我们就打110了。”我只好又离开了福利院。就这样，他们把我推来推去。后来得知，福利院早在2002年1月31日（只养了10天）未告知乡政府和我、也未公告就擅自将我女儿送到长沙一涉外福利院去了。

见女儿找不回，我妻子精神失常出走，也下落不明。我从此开始上访求助找女儿。

四、我寻求多方救助，乡政府百般刁难

2002年我在桂阳寻求法律援助，先后有三位律师替我交涉，而县政府部门和法院都推脱，说不好管这件事。

后来我又找到市、县妇联，妇联领导帮我联系到县纪委，纪委作了全面调查，并要求乡政府和福利院找回我女儿。两个月后，我到纪委打听，他们说：“你女儿已送到长沙福利院，我们又赶到长沙找过，但也没有找到你女儿。你小孩已被外国人领走了，找不回了。”说看我怎么处理，我说就是要女儿。他们说已没办法找回我女儿，要乡政府和福利院补偿我几万元钱。当时达成了协议：第一乡政府承认错误；第二福利院写出检讨；第三尽量给我找回女儿；第四是给我补偿。我相信他们，在协议上签了字，回家等消息。

一等又是一个多月没有消息，我只好又找到乡政府。刘小武明知我妻子出走没有下落，还说：“必须喊你老婆一起来处理！你一个人来还不行。”张书记说：“我们没有办法，随你怎么办，你向哪里告都可以，随便你！”

我在万般无助的情况下向《经济日报》记者反应了我的情况。记者出面后，县纪委要求乡里尽快处理此事，补我6万元钱。女儿生死不明，与死何异？6万元就打发了。百姓的命就如此低贱？！我无奈还是在处理方案上签了字按了手印，乡里张书记也签了字按了手印。但乡里就是不给我钱。刘小武还故意刁难，要我找到老婆一起来处理。我说：“当着记者和纪委同志的面处理的，你们又说话不算数！”张书记说：“上次那记者是假记者，下次再来，我们就打断他们的腿。”乡里就是这样，不是推脱就是刁难，一直拖着不解决。

五、     继续上访，但障碍重重

2004年，我向郴州市委、市政府反映我的情况。市委副书记刘湘娥同志批示要求桂阳县委、县政府尽快妥善解决。县委督察室组织乡政府、福利院与我调解，说“小孩已找不到了，给予赔偿”。但刘小武仍坚持要我找回老婆一起处理，并只同意赔2万元；福利院则不同意赔。调解未成，督察室说向法院打招呼、要我向法院起诉。

我便于2005年7月26日向桂阳县法院起诉，要求乡政府还我女儿。这回，法院倒是受理了。但法院设置重重障碍，说我没有结婚证和户口本、不能证明父女亲属关系，又说县纪委、监察局的调查报告不是证据，说我无权起诉，未经开庭就驳回了我的起诉。律师说纪委、监察局的调查报告本身就是一种证据（书证），而且比一般书证的证明力要高；该调查报告确认了我与周白水的父女关系；而且乡政府在抓计划生育、收结扎费及以后一系列的调解处理等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都承认周白水是我的女儿。为什么不开庭质证就说不能证明父女关系呢？我原以为法院会主持公道，谁知走到这里我连要回女儿的权利都没有了！自己的骨肉被人抢走还无权要回，我真是欲哭无泪啊！

我苦命的女儿啊，你在哪里！

六、     苍天在上，为我主持我公道吧

乡亲们说我女儿很可能被卖到国外做器官移植之用了。我听了心如刀割！几年来我一直上访，要求归还我女儿。为找女儿和妻子，我家已一贫如洗，我整日神魂颠倒、坐卧不安。而乡政府和福利院却总在推卸责任，百般刁难，不予解决。法院首先是不管，后来竟与乡政府和福利院串通一气剥夺我起诉的权利。面对百姓的疾苦，这些“公仆”如此冷漠无情，麻木不仁，毫无恻隐之心，一副无赖嘴脸，令人心寒！多少次我都想与他们同归如尽！但念及家中八十多岁的老母和不懂事的幼儿，我不忍撒手而去！我坚信还没到最后，桂阳这片乌云不可能永远遮住太阳！只要有共产党在，人间总会有青天为我主持公道！怀此信念，我现向您哭诉，寻求救助，盼望您在百忙之中过问此案，敦促有关部门迅速处理，令乡政府和福利院还我女儿，否则按《国家赔偿法》给我赔偿，对责任者严肃处理！不然，我真是走投无路了。

                                          周昌其 顿首泣拜

冰点时评

                                              南昌刺警案：警方调查为何不足为信

陈杰人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4-19 　　　[打印]　[关闭]

    随着中央电视台和《南方周末》等媒体的介入与质疑，笼罩在江西南昌特警被刺伤案上的层层迷雾愈显神秘。受伤特警事发当晚是个人消费还是执行公务？是酒后冲突还是暗访受阻？是英勇事迹还是警界丑闻？围绕一系列问题，民众提出了一连串质疑，但南昌警方至今无法自圆其说。让人担忧的是，在这起各执一词的纷争中，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南昌警方，动用公权抓捕了另一方当事人，并将其送上审判台，而另一方当事人，现在看来只能“坐以待判”。

    为了让读者便于理解，我在这里简单复述一下案件的梗概。2007年2月13日凌晨，南昌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中队长奚志波等四名特警，在该市五月花酒吧与该酒吧保安发生冲突，其中奚志波被保安任立群用剪刀捅伤。当天，南昌警方查封了酒吧，并抓捕了涉案的保安。警方称，事发时，几名特警正在该酒吧暗访毒品情况，被保安阻拦继而发生冲突，但酒吧方的人则称，当时，警员并非履行公务，而是在陪同一个女子上女厕所过程中被保安阻挡，继而发生冲突。

    首先应当承认，特警基于一定的目的，便装进入某一目标场所，伪装身份进行暗访，无可厚非。因此，光以当事警察是否以消费者名义出现在事发酒吧，来判断警察是否执行公务，从逻辑上并不成立。但问题是，对包括这一疑问在内的前述众多质疑，社会需要一个真相，而这一真相的披露，必须依赖于独立的第三方调查，而不是当事者的任何一方。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一案件的调查，南昌警方既是当事人，又是调查者，这就违反了基本的程序正义原则。

    根据法律的规定，对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行为，检察机关是法定的监督机关。换句话说，在南昌这起警察自称执行公务时被刺案中，南昌警方已经背上了违法的嫌疑，对此，应该由检察机关而不是警方来调查处理。但现在的事实，对这起案子的调查，恰恰是由警方自己发动和完成。检察机关的介入，仅仅是在警方侦查之后的正常审查起诉行为。

    南昌警方一个明显自相矛盾的行为是，如果他们认定酒吧保安是在特警执行公务时刺伤警察，就应该追究其妨碍公务罪，但现在起诉的罪名却是故意伤害罪。莫非，是警方意识到妨碍公务罪的证据不硬才转而换罪名处理？

    对于检察机关应当介入调查的道理，相信很多人都会认可，“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的调查者”，这是一个基本的程序正义原则。但问题是，公安机关的调查并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比如，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妨碍公务罪和故意伤害罪，都由公安机关来行使刑事侦查权，而不管伤害的对象或者妨碍公务的对象，是否调查者本机关的人员。

    在司法实践中，对妨碍公务罪的调查，绝大多数情形，都是由被妨碍对象行使侦查权。比如，某警察去执行公务遭遇暴力妨碍，该警察所在单位就会派员，甚至包括遭遇妨碍的警察本人在内，对这一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

    当警察成为妨碍公务罪的犯罪对象时，警察便集受害人和侦查者的双重角色于一身。这实际上完全违背了程序公正的原则。也许有人会说，法律规定的回避原则，能够避免前述嫌疑，但问题是，在侦查机关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和妨碍公务罪的受害者可能是同一单位的同事，这种关系足以产生不公正。

    由此可见，应当考虑修改刑事诉讼法，对妨碍公务罪的调查，规定由检察机关来侦查，在检察机关本身的公务遭遇妨碍的情形下，则可考虑指定其他检察机关侦查或者由法院直接审判。由司法监督机关侦查妨碍公务罪，一是有利于认定所妨碍的“公务”是否存在和是否合法，并进而认定是否构成妨碍公务，二是能有效防止警察的滥权和自利行为，三是能保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和自力合法救济权，防止公权机关滥用职权侵犯公民利益。

      我以前写过湖南郴州两个人。

     他们一个是官，一个是民。相同的是，他们都在看守所里，等待着判决，或生或死。

    4月11日，对待判不判死刑的问题，新任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谈到三个依据——一是要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二是要以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三是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

     王胜俊特别解释，“有些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还要把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作为依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王所称的“人民群众”实际就是民意。

   官是原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此公被捉之时，媒体称郴州市民奔走相告，万人空巷燃点烟花以示庆祝，他的一些同僚还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起诉书表明：曾自1997年下半年至2006年9月担任中共郴州市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矿产承包、纠纷处理、工程招投标、职务升迁、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办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妻唐国菊、其子曾峰、其女曾云悉(均另案处理)等共同收受首清文、曹真源、黄生福、黄生文、周丁元等45人贿赂共计人民币3111．4万元、美元4．25万元、港币6万元，折合人民币共计31 52.25万元。其中，曾锦春单独收受他人贿赂计人民币2628．8万元，美元4.25万元；与唐国菊、曾峰、曾云悉等人共同收受他人贿赂计人民币482．6万元，港币6万元。此外，被告人曾锦春的家庭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尚有折合人民币共计960.75万元的巨额财产。

   注意，这3000多万元还只是提交起诉的数字，而我们知道诸多原因会让这个数据严重缩水。一个佐证是，去年的4月11日上午，湖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上，湖南省纪委副书记张卫平介绍说，“目前已初步查明曾锦春受贿高达3000余万元，不明财产5000万元”。

   用民怨沸腾来形容郴州社会和人民群众对曾锦春的”感觉”丝毫不为过。

  另外一个在死亡边缘徘徊的人叫黄运财。他是永兴县的一个农民，因不忿冤屈，潜心做了一个简易的触碰精巧炸弹，成功袭杀了给他制造冤案的法官曹某，炸伤院长眼睛和另一法官的腿。

   详文见本博客。当时该文在互连网上反应异常强烈，四大门户网站一共有十万以上网友留言，绝大多数同情黄的“风雪上梁山”，并呼吁对黄刀下留人。诸君可以搜索当时网页予以验证。

   郴州中院一审对黄判决死刑，但湖南省高院迟迟未对黄完成终审判决，据说审委会意见不一，颇费踌躇。

   尽管曾有对不杀不平民愤的批评，认为司法不应被法律和事实之外的其它东西打扰。但中国法院系统最高领导人此番表态，强调中国民众的民意是死刑与否的依据之一，令人一震。

    但民意——人民的意愿在司法裁决中究竟如何确定标准，会有多少效能，我们正在观察。